父亲说，1939年的那个冬天异常寒冷，河面全都结冰。就是在那个很冷的凌晨，他扔下了罱泥的罱子，乘着天没亮，从三垛柘垛河出发，就投奔驻扎在兴化沙沟镇的新四军去了。当夜就和日本鬼子干上了，一直打到天亮时分。参军一天的父亲因此一仗缴得一支长枪，指导员喜欢加激动，说父亲有不怕死的劲头。一仗打胜了，大家开心。指导员对父亲说，从纷飞的子弹中看到了你的机灵，把你编入“短枪队”吧（就是侦察班）。在问父亲叫什么名字时，父亲想，我本姓张，是个孤儿，几年前做了姓茆家的人，不如还姓茆吧。未作多想随即答道：茆有余。指导员问什么“毛”？父亲答我不识字，不知什么茆，只听识字人说很难写。指导员想难道还有几个毛不成。指导员在不识字的战士面前是个文化人，但也是参了军后才认识字的，也未作多想，就果断地说，为了省事，就姓毛主席的毛吧。父亲说行。从这以后，这个连队的花名册上有了“毛有余”三个字。

战争年代，部队主要有两大任务，一是打仗，二是识字。打仗之余，要组织不识字的战士进行文化学习，要学认字、写字。父亲在这当中除打仗用心，认字写字也非常用心。十年军旅生活，除认了许多字外，还能写出一手的好字。从此后，父亲对毛、茅、矛、茆有了新的认识，认为还是“毛”最好，易认易写。

1949年父亲负伤后未能随部队南下，伤愈即复员回到家乡。第一站父亲还是来到三垛镇姓茆的住处，除人去房空外，一堆废墟。父亲想问问周边邻居，邻居们看到父亲是个“兵”的穿着，特别畏惧，不知这个“兵”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因为1949年高邮属第二次解放，二次解放前夕，老百姓曾吃过国民党还乡人员的苦头，所以，见兵就怕，未答话语，白天也纷纷关门。无奈，父亲只好回到当年车逻乡原姓张的住处，在本家姓张的几个堂房侄子家轮流住着。因为父亲做过茆家的上门女婿，也没有个姓张的名字，大家都叫他“老毛”。此后不久父亲分到逃亡地主家的房子，正式有了家。再过不久又分到了几亩田。分田时，村里来了个工作组，组长是个戴眼镜的年轻人，上衣口袋挂两支钢笔，他这身装饰是个绝对的文化人。大伙除盯着他的两支笔外，还有点畏惧他。开会时他翻看着分到田的人名单，当他看到“毛有余”三个字时问道：谁是毛有余？父亲坐在他边上，就站起答道，我是毛有余。眼镜组长用手指在桌上划着“毛”再问，你姓这个毛？父亲答是的。问：你怎么能姓这个毛呢？答：我的指导员给起的。眼镜组长淡笑笑，声音压得低低的，同志呀，你不能姓这个毛。声音跟着又大起来，你怎么能够跟毛主席姓呐。——我给你改个草头“茅”吧，以后就用茅草的“茅”。说着眼镜组长在喝水的碗里沾了一下手指又在桌上写了很大的“茅”。父亲当时三十出头，血气方刚，憋着气，说不出话，上去就给眼镜组长一个大嘴巴，打得眼镜组长猝不及防，把架在脸上的眼镜一下打掉地上。这一突发举动让所有人惊呆，一个不敢出声。父亲这才喘着气说，老子姓什么叫你管，老子跟毛主席打了十年的仗，毛主席都没有说不许和他姓，你算个什么玩艺……参会的几个年岁大的七嘴八舌地说，是啊、是啊，我们叫惯了“老毛”，许多人都认识这个毛字，组长你用这个茅草的茅也确实难认难写。眼镜组长捡起眼镜捂着脸只好说，姓毛主席的毛，姓毛主席的毛。自那天打了眼镜组长的嘴巴起，父亲也当了村干部，直到90岁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