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淖人物寻访录之四

大淖，是大淖人家风姿绰约的子孙河，人们的身姿脚影连着晃悠悠的波光水影和悠悠然的勤劳、刻苦、寒碜、无奈，他们认可一种平和澹定的岁月。汪厚基是大淖的邻居，他家住东大街，祖上有田400多亩，开汪德大米厂、米店。他自幼聪敏，作文、写字俱佳，是近邻高北溟先生的得意门生，后来成为爱婿，有坎，老师曾踌躇过。高北溟的女儿高雪是美人胚子，即使后来形销骨立，依然是病美人。汪厚基谙熟高老师家的“雹碎花红春以后，露沾兰弱水三涯”子女早殇、多病的悲凄，痴情不改地狂追高雪，终于结下了这宗“倚门亲”，是“死赖”着追到手的。

同为邻人，又沾亲的汪曾祺比汪厚基小七八岁，曾耳闻目睹了汪厚基、高雪相恋相爱的趣事和罗曼蒂克的悲情绝唱，将汪厚基艺术化到了极致，人性化也臻于完美。高雪在世，生一男孩，对高雪百依百顺的汪厚基向来是视子女如命，高雪的男孩，他更是呵护有加，而前妻、即汪厚基的元配仲氏的儿子汪柯、女儿汪涓，都是几岁的孩子，高雪对他们话无高声，语调舒缓，语音柔和；待到高雪病死入殓，孩子们还记得高雪是穿着新娘装去“另一个世界”的。前妻的孩子与高雪的孩子一道踏歌欢乐的童年，只是高雪的孩子早殇，未留下学名。

美如梦幻，梦圆幻灭。心高气傲的高雪本来看不起汪厚基，你读到初中后竟难违父命不再上学，先学经商，后又请一淮安老中医到邮，在家中传授医道医术，走的是类似父亲高北溟的生计之路，你汪家是个殷实人家，怎么不向往“飞”呢？待到后来，汪高相互眷恋、相处共生、合二为一地难舍难分的时候，高雪因肺病撒手而去。30多岁的汪厚基承受丧妻之痛，心灰意冷了多年。但是，他并没有“眼光呆滞”、“反应迟钝”地中断行医，而是以此为生，并在60多年前，娶戚宝英为妻，生3女，存一爱女汪洛，在传统而又时色的家庭生活中，他可以毫不隐瞒地向妻女表达对高雪的思念之情，他珍藏着高雪的“小照”，也珍藏着人性和良知。上世纪60年代面上社教的时候，他被补划为“地主分子”，只发生活费，万念俱灰的他却鼓荡妻子以弹棉花为生，“踩”出了一条活路。他也从对故人的思念、爱妻及子女的关顾、尤其是汪洛的眷护、敬重中，汲取了生机与活力。因此，汪厚基从行医到养生，从读书到书法，从来回折腾到异常淡定，平和徐行、静心意定始终荡漾着他的晨昏昼夜。他52岁因自悟和惊恐戒烟，到83岁患病离世，他是看到自己身影走进《徙》心满意足走的。

汪厚基的儿子汪柯1935年出生，在汪家二房他是长子长孙。古城的小学生涯和镇江七里甸镇江中学的岁月，早已变成了过往烟云。我有缘与他同事18年，不管他在农村或者到县城、以至解决分居调至上海，他在艰苦中磨炼的印记，在临泽农业中学的烟柳袅袅中始终清晰，历久弥新。他曾是镇江中学毕业班的佼佼者而被选送到大连海军学院深造，学业未完，就被“下放”到临泽一个叫茶庵的地方“半耕半教”，过起了漫长的苦行僧的生活。在精业和艰辛中，循规蹈矩而又暗里张扬着一种隐忍和无奈。

我能理解的是，我教语文，他教数学，还教农业知识，教课、种田、兼负责水稻植保，是陈永康车逻样板田的好学员，也是种水稻的行家里手。我们一道穿着木桶似的“鞋靴”下荡割柴，一同到临泽中学挑粪积肥，从镇上的前河一直挑到后河的万家沟子，在为师不屑和市民鄙夷的眼光中挑一担粪穿镇而过，俩人常议，一定好自为之，教学不能逊色于镇里的。当时生活极简陋，工资水平比公办教师低，每晚一瓷碗粥，很难支撑夜间备课和攻读，极希望三天一转的“值夜”轮到自己，因为三两米的“带浆米”粥可以充饥。学校有农田、瓜地、菜园、仓库，需要看护。少菜的事时有发生，校方从不追究，社员“分享”一些菜蔬，回家“瓜菜代”，能算偷么？防的是盗贼。20多岁的汪柯有过军校的经历，也想在“值夜”中证明自己，一定要绷紧阶级斗争的弦，维护好集体利益。某日夏夜，有雾，他果然遇到了“贼”，先是发现粮囤上的“人影”和淅淅声响，后又听到仓库墙外急促逃遁的脚步声，最后甚至依稀看到瓜田墒沟里人影憧憧，已将瓜儿摘下然后落荒而逃。其时，汪柯又是大声喝斥，又是健步猛追，只是跟着值夜的学生极不尽力，让“贼”跑了。次日汪柯批评了那些学生，学生反而在“笑”，原来是我“导”我“演”的“戏”，只瞒他一人。

瓜棚、粮囤在夏雾中闪烁其词，笼罩着特定的青春岁月。一旦开口说话，夏风一吹，满河涟漪，满怀燥热，在贫困荒漠的符号可随处见的农中庄台上，人和动物都在各自打理自己的生活。大花鸡屡撵不改地追逐穿花裙子的女教师，然后“登堂入室”，在女老师的花被单上留下“个”字印记。汪柯的夫人是朱应谷，镇中同学，上海的中学教师，工资58.50元，与只拿26.50元的汪柯结为夫妻，有一爱女叫小谷，除了假期相聚，他俩相会极少。年轻的学生知道汪老师想大谷、小谷，就齐心将学校一条小狗定名为“谷谷”，多日驯养，“谷谷”的叫声满校飞，我们跟着叫，汪柯开始反对，后来势单力孤，也会叫唤着“谷谷”，逗它玩，乐趣中也夹有无奈。

我不能理解的是，早年，我、汪柯 ，还有一个学生步行串连到上海，我们到作协大院子里，不看大字报，却目不转睛地看着巴金穿着一个中山装的棉袄在扫落叶，扫呀扫。汪柯到了上海，却不能或不便与朱应谷相聚，反而是和我们同住海关大厦。多少年后，他从红旗中学调到上海，在虹口教育学院退休，时任图书馆主任。我想不到的是，一个曾经被“政治运动”“丢弃”在农村角落里的人，却在退休时期加入共产党，并成为一个退休人员党支部的书记，敬业称职。近几年相会，围绕汪曾祺与汪厚基谈得较多。汪厚基在世时说过，汪曾祺将健在的高邮人写进小说的有两人，一是高某，据说因未提真名，高某不高兴；二是他自己。汪柯也觉得与汪曾祺的家世家境有相似之处：父亲先后娶了三个妻子，续弦的妻子对前妻的孩子都很照顾，只知道自己生母而不知其名，对待陪伴父亲几十年的娘都很敬重。

汪柯自己想不到的是，他在91岁的娘前走了。他在去年12月15日因继发性肝癌住院，同月19日病逝了。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一个豁达、淡定人生的他，为什么长期明知病重却不肯住院治疗，求生的欲望被他自控、自虐成不如一张薄纸。在生命的最后两天，坚持“不求人、不烦人、不扰人”的他关顾护工而不洗脚，为省一个“尿不湿”交代无须再换新的。对自己如此之 “抠”决不是人性的完美，而只是品格个性和经历苦旅的一种真情恣意流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