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何为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文人的立场开始分化，有的回到书斋，有的依旧傲立广场，有的坚守岗位。许多有识之士，纷纷惊呼人文精神的失落。但有一本书在这当中十分醒目，可以说影响了整个知识界，那就是钱理群先生的《丰富的痛苦》。在这本书里，钱先生借对外国文学里两个经典的形象接受过程的梳理，表达了中国文人在不同现实前面不同路向的选择。堂诘诃德为了心中的目标，义无反顾，哪怕受尽屈辱，依旧前行……仿佛是那些理想主义文人的化身。哈姆莱特在生存与死亡中的犹疑与凝重的思考，正是自由主义文人的境遇。可以说这种分析切中肯綮。就是在今天，文人也在扮演这两种角色。事实上，在一个真正文人的身上，这两种个性与特征应都矛盾地契合在一起，只是在不同的现实面前各有不同程度的显现，所以，我们不能以一种主义来简化文人丰富的思考。在当下中国，真正的文人，也就可能不是一个新左派与自由主义标签所概括了的。从这一思路下去，当下中国文人何为？

文人的病

自古文人多病。我这里所说不单单是生理上的，更多的是心理上的。从孔子以降，文人就已经病了，后来越来越严重，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了。但是文人的这些病也正是他们傲视其他人的地方。最严重的是到了魏晋，文人以病为荣，形成魏晋名士风度了。“熟读《离骚》，痛饮酒，方为真名士”呀。而这些，今天的文人也达不到了，个个遵循的是活命哲学。古人云：“人无癖，不可与交”，这个癖就是文人的病，或者说怪吧。文人无怪可能就无法在历史上留下一席之地。李白说，唯有饮者留其名呀。我是不是其中的一个呢？文人为何要借酒来麻醉自己，可能是太清醒了，不忍看，还不如难得糊涂，或者用怪异的言行来对现实世界作反抗。于是文人常常放纵自己，自甘堕落，来弥补自己心灵的平衡。我就常常有自毁的冲动，消极寻找新的支撑，来支撑自己以后的人生。而这些，有时又用比较特殊的方式表现出来，只是提醒人们，那一种价值与理想，永远高悬我们头顶，别人无法理解，也永远理解不了，只有自身知道，灵魂有多苦，有多重！只有这时，我们才能理解贾平凹《废都》中的主人公庄之蝶。只有用流浪来解决自身的困境，就像列夫·托尔斯泰一样，最后用离家出走来解决一切生命烦恼。这是文人的病吗？显然不是，是文人追求人生的理想境地呀。文人常常因这些，让自己的人生一塌糊涂，硬唱凯歌，其实身上弹痕累累，也许这正是他们可以拯救别人的资本。然而，在别人看来这是病呀，就像鲁迅在《野草》里写的腊叶一样，是病叶呀。但被蛀的黑的边圈，就像烁烁的眼睛，能看透世间的一切。

不合时宜的文人

汉娜·阿伦特在谈到本雅明时这样说道：一个时代经常在那些受它影响最小，距离它最远，也因此遭受最多的人身上烙下它最清晰的印记。普鲁斯特是这样，卡夫卡是这样，卡尔·克劳斯是这样，本雅明也是这样。（《本雅明：1892—1940》）

在这个物质至上的时代，总有一部分文人远离喧哗的现实，躲在心灵的城堡里窥探时代堕落的秘密。相对于那些独领风骚的学人明星来说，这是一些离群索居的孤独者。他们离喧器的现实最远，在黑暗的世界上以脚步走遍大地，以心灵的记忆来对抗快速变化的沉沦的现实。在现实中，也许他们懵懵懂懂，并不得意，但他们永远与时代保持一定的距离，仿佛是从上一个世纪“漂”来的，他们也许生来就被赋予了拯救人类于苦难的使命。这一点，在美国作家梭罗身上体现得尤其明显。他孤身一人，远离都市，寄身边远的湖边，写出了《瓦尔登湖》，为现代人寻找了一方精神寄泊地，给无家可归的人提供了第二故乡。可是像梭罗这样的文人，在今天的现实世界里，越来越少，他们的呐喊几乎成了“天鹅的绝唱”。

狐狸抑或刺猬

费振钟先生在他最近的散文集《为什么需要狐狸》的后记中说道：我读犹太学者以赛亚·伯林就在这一段日子。感性这个词，从他的书中以不同寻常的意义跳出来，深深触动了我。伯林借了古希腊的一句格言，在文学范畴内把人分成两种，一种是刺猬，一种是狐狸。刺猬相信绝对理念，狐狸则依从感性；刺猬自恃有一大知，而把世界解释为可以绝对把握的对象，狐狸则从感性中多知多觉，洞察生活的丰富多变。刺猬的信念把思想导向专制，而狐狸用它的眼睛引领着思想的自由。伯林的自由主义哲学深赖于感性的发现，他从19世纪俄罗斯作家托尔斯泰身上看到了刺猬与狐狸的矛盾，托尔斯泰的伟大之处，托尔斯泰写作的天才之处，正是他的狐狸性，由此，伯林把感性的自由主义特质，从一般性的语词阐释中突现出来，赋予了它全新的内涵。这对我是一次意想不到的冲击，我很感谢伯林关键时刻给我的启发。我甚至想到，基于对伯林的理解，我可以创建感性自由主义这一语词，来表达我的心领神会以及欣悦之意。

我能理解费振钟先生的表达，甚至在内心深处认同费先生的想法，但是我不能认可的是刺猬就必然导向了思想的专制。现在说自由的人很多了，而且似乎越来越处于强势地位，成为媚俗的话语。他们也许看不到或者忘记了底层的苦难和社会的不公。只要我们看看那些底层百姓的生活，那些离乡背景的打工仔，我们就不能不充当刺猬。鲁迅先生就曾想当夜游的恶鸟，一生都在寻找中国的猫头鹰。我觉得，在当今中国，文人有时要充当刺猬，这是社会的良心。如果只有狐狸，我觉得文人很有可能成为体制的合谋者，失去了文人安身立命之本。当然，费先生不是这样的学者。他从自身经历出发，在一定意义上强调感性自由对于文人的重要性，对于那些以空洞批判为己任的文人是个及时提醒，防止导入新的专制的地狱。

事实上，一个健全的文人，应该具有两面性——狐狸性与刺猬性，就像列夫·托尔斯泰那样，拥有狐狸感性的自由与创造、刺猬理性的尖锐与批判。只有这样，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