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三年五月，国家重点工程南水北调东线开工。我的家乡位于三阳河畔，作为东线源头，首先面临着大规模的拆迁。我家的前后六间老屋也在搬迁范围内。

说起老屋，那可比我爷爷的岁数还要大呢。听爷爷讲过，当年新四军曾借过老屋的两扇大门搭过浮桥。记得小时候，母亲夏天把棉衣拿出来“晒伏”时，我们在大橱柜抽屉里，总看见一个牛皮纸包的纸包。父亲每次把它拿出来照一下太阳，出出气，然后又小心翼翼地收藏起来，原来里面是五大本《俞氏家谱》。父亲怕我们手脏总不许我们碰。他一页页地翻给我们看，其实那时这些泛黄的线装文言大书（没有标点符号）我们根本就看不懂，只听父亲说，我们俞家的祖先是由苏州阊门一带迁移过来的。家谱里面还夹着一张有点残缺、纸质和字迹都褪了色的厚纸。父亲说，这是传过几代人的清朝老屋的房契，大概相当于我们现在的房产证吧。

记得拆屋那天，弟弟又是摄像又是照相，把门前的老街、家里的老屋都永久地定格在我们的记忆中。父亲请了好几位瓦匠和杂工，花了三天时间把老屋拆了，我们领取了拆迁费，国家安置了建房土地。杂工从母亲房间搬家具时，在古式大床下面发现了一只瓦罐，问母亲里面是什么东西，还要不要？母亲把正在忙着搬家的我叫过来，对我说：“你把瓦罐拿过来，这是你当年出身时的衣胞，那时生养都是接生婆来家里接生的，接生婆都习惯把它放到床肚下面。”我打开瓦罐盖子，四十多年前的衣胞在罐底还隐约可见。人们常说，衣胞之地，这古镇、这老屋就是我的衣胞之地啊。

四十几个春夏秋冬，我在这座古老的院落里，从童年到青年再到中年，上学工作，取妻生子，平凡而充实地生活着。在这简陋的老屋里，我追寻着文学的梦想，从第一首小诗在县报上发表到出版个人诗集，从向县广播站投稿到文艺作品在省台、中央台播出，老屋深深浅浅地记载着我前行的足迹。一九九二年五月我第一次远离家乡，来到北京参加“中国诗星”创作笔会，结识了众多的文朋诗友，拜见了楚辞专家文怀沙、诗坛泰斗艾青，游览了长城故宫，领略了外部世界的风采。

如今住进了装修一新的新居。站在窗前，就能看见三阳河沿河风光带和车水马龙的街市，改革开放的春风给我的衣胞之地带来了巨大的变化。每当夜晚在桔黄的台灯下读书写作，听着妻儿熟睡的鼾声时，我时常想念老屋，想念那些虽不富裕但幸福和谐的日子，想念过去那些我们成长的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