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悲情歌手秦少游》

我爱读史，尤其人物传记，但我不敢为人树碑立传，因为传记难写，评传更为难写。写传记必须掌握传主大量翔实的史料，方能加以塑造，而写评传不仅要十分逻辑地深刻其形象，还要恰如其分地予以评价。近几年来，我至少阅读了四、五十部名人传记，惟有许伟忠先生近作《悲情歌手秦少游》令我拍案叫绝。

《悲情歌手秦少游》将传主言行、作品放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进行实事求是地考察，又站在时代高度予以解读，体现了作者知人论世的态度。既让读者知其人品，又让读者知其作品；既有纵向叙述，也有横向评论，充分显示有传有评、传评结合的特色；既充分肯定传主文学作品所达到的高度和创作上取得的成就，又客观地指出其思想局限和创作中的不足，公允地评价传主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及对后世的深远影响。《悲情歌手秦少游》是一部我们难得地全面了解秦观的评传。

作者为何把秦观定位为“悲情歌手”？检阅秦观诗词，满纸“桃愁杏怨，红泪淋浪”(《沁园春》)，给人的感觉如其所言：“恨如芳草，凄凄划尽还生。”(《八六子》)那么，秦观何来如此浓郁的愁怨呢?《宋史·秦观传》说他“少豪隽，慷慨溢于文词……强志盛气，好大而见奇，读兵家书与己意合。”陈师道《秦少游字序》引“秦子曰”：“往吾少时，如杜牧之强志盛气，好大而见奇。读兵家书，乃与意合。谓功誉可立致，而天下无难事。顾今二虏有可胜之势，愿效至计以行天诛。回幽夏之故墟，吊晋唐之遗人。流声无穷，为计不朽。岂不伟哉!于是字以太虚，以导吾志。”由此可见，秦观是一个性格豪爽、志气昂扬的人，而他的作品始终贯注着一种深广莫名的悲哀与抑郁。他之所以如此，当然不排除内在的先天质素，“强志盛气”未必就不脆弱、不多情，脆弱多情就容易敏感，太过敏感就容易招致烦恼，烦恼多了自然就伤心不断，这是一个连锁反应。

作为“苏门四学士”之一，秦观一生命运一直是随苏轼而浮沉的。秦观的科考之路并不平坦，曾多次举进士不中。元丰三年(1080)，苏轼自黄州写信给秦观，劝他“勉强科举”。但元丰五年(1082)的科考，他又铩羽而归。元丰七年(1084)，苏轼由黄州授汝州团练副使，路过金陵时，拜访了罢相闲居的王安石，推荐秦观，希望他“少借齿牙，使增重于世”(《与荆公书》)。元丰八年(1085)，秦观终于考中了进士，初任定海主簿，转蔡州教授。元三年(1088)，由于苏轼和范纯仁的先后举荐，秦观留在京城，历任宣教郎、太学博士、秘书省正字兼国史院编修。其间，由于他是苏轼门生，自然被视为“蜀党”，故经常遭到来自“洛党”的攻击，但这毕竟是他一生中最为得意的时期。

绍圣元年(1094)，“洛党”执政，因为苏轼的缘故，秦观被列入“蜀党”而贬为杭州通判；赴任途中又被贬监处州酒税。在处州谪居的三年中，为了消愁解闷，他常到寺院中与僧人谈禅，为寺僧抄写佛经。没想到这件事竟被“承风望指，候伺过失”。绍圣四年(1097)，秦观被编管横州（今广西横县）；两年后，再徙雷州。当时，苏轼也被贬至更为荒僻的海南岛，与雷州隔海相望，二人常相唱和。但性格软弱的秦观，远没有苏轼那样超然旷达的胸怀，接二连三的打击已令他意气消沉，不再存有内迁的希望。元符三年(1100)，绝望中的秦观自作《挽词》，其心情之惨痛不堪，可见一斑。这年二月，宋哲宗病死，高太后临朝听政，大赦天下，谪臣纷纷北归。苏轼受命内迁廉州（今广西合浦），特意前去慰问秦观。秦观随即也受命为宣德郎，并准许北归。他写了一篇《和归去来兮辞》，表达了自己悲喜参半的心情：“归去来兮，眷眷怀归兮今得归，念我生之多艰，心知免而犹悲。”七月，他便启程北上，八月到达藤州（今广西梧州），身体越发衰劣。一次出游华光亭，他向客人吟诵了梦中所得《好事近》（春路雨添花）之后，索水欲饮，水至，大笑而卒。苏轼闻讯后，归途中“两日为之食不下”(《与欧阳晦夫书》)，不胜悲叹：“哀哉，痛哉，世岂复有斯人乎!”(《与李之仪书》)翌年，苏轼也病逝于常州。由此可见，苏轼与秦观既是师生关系，又有朋友之情，声气相投，且有生死之谊。

秦观谢世不久，张耒作《祭秦少游文》谓秦观“官不过正字，年不登下寿，间关忧患，横得骂诟。窜身瘴海，卒仆荒陋”。如此坎坷艰难的人生遭际，禀性再刚强也早已不堪忍受，何况是笃于深情的秦观。所以，读其《淮海词》，就如同翻阅一个“伤心人”的“伤心史”：“便做春江都是泪，流不尽，许多愁！”(《江城子》)

秦观是笃于深情的，且不说他与苏轼同进退、共患难的师友情，单看他对待非正常关系的两性之情的态度，就很能说明问题。

沉醉于“小红低唱我吹箫”（姜夔《过垂虹》）的欢场生活，当然是无聊文人的一种病态生活，更有些才子把娼女病态的生活与自己畸形的生理满足描绘得曼妙无比，这实际上是一种龌龊的心理在作祟。毋庸讳言，这里还有一个社会功利的目的包涵其间。在儒家正统思想的束缚下，良家妇女被禁锢于楼宇深处，或者蹉跎于颠沛流离的困境，很少有机会参加文士名宿的交际场合。从浪漫的文学史角度观照回溯，才子喜欢与风情万种妙趣横生的娼女交往，曾是一种时尚，因为红袖添香更能激发妙笔生花。浪子词人柳永就不仅仅是一个风流嫖客，也是娼女不幸生活的同情者和为她们付出了真情的人。秦观也是这样的人，但他比柳永更笃于深情，且其情更为纯洁。李清照《词论》说秦观词“专主情致”；王国维《人间词话》云：“词之雅正，在神不在貌。永叔、少游虽作艳语，终有品格。”词之神理也就是词人性情、品格的外化。秦观词中的女性，多是青楼娼女，但他并不把她们当作玩偶来看，而是摆脱了一般文人士大夫的偏见，以平等的态度对待她们，写出她们对真挚爱情生活的向往和忠诚，并表达了自己对她们的一往深情。所以，秦词在题材内容上虽不出“花间”、“尊前”的藩篱，以艳情为主，但情感是经过过滤净化的，是纯洁透明的，它淘汰了猥亵的色情成分，而代之以真纯深厚的两情相悦：“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鹊桥仙》)；“想应妙舞清歌罢，又还对秋色嗟咨。惟有画楼，当时明月，两处照相思”(《一丛花》)；“玉佩丁东别后，怅佳期、参差难又。名缰利锁，天还知道，和天也瘦。花下重门，柳边深巷，不堪回首。念多情、但有当时皓月，向人依旧”(《水龙吟》)。

前人评论秦观的创作风格总是围绕着“弱”字展开的。叶梦得《避暑录话》说“苏子瞻于四学士中最善少游，故他文未尝不极口称善，岂特乐府，然犹以气格为病”；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认为“少游词如花含苞，故不甚见其力量”；翁方纲《石洲诗话》说“秦淮海思致绵丽，而气体轻弱”；而金代元好问《论诗绝句》则直接将秦观的《春日》诗比作“女郎诗”。秦观之所以给人如此的印象，根源就在于他往往选用轻、细、微、软、柔等弱性字眼来表达他那浓浓的悲、愁、思、怨、恨等忧郁的情绪，如此所产生的幽微深婉、纤柔缠绵等审美效果，自然是阴性十足——这是一个多愁善感、笃于深情而又人生失意的“伤心人”的悲吟!

秦观晚年的词作是凄婉的，只有临死前的《好事近》是平和的；秦观晚年的心情是抑郁的，只有弥留之际的微笑是坦然的——一切伤心的旧情往事都在这平静的微笑中彻底了断。

可以说，许伟忠先生给秦观的“定位”恰如其分，无论是评，还是传，都很到位。我曾在给有关杂志社和出版社推荐《悲情歌手秦少游》时只写“值得一读”四字，还有一个惊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