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搬迁整理书籍，总要清理出一些重复的、过时的或不宜收藏的书刊，然而，有本红塑料面的工作笔记总舍不得剔去，里面的文章、诗歌是由10多名教师手抄的，书写相当工整，这是伴随我走东到西、由农村到城市珍藏近40年的“手抄本”。

谈起我珍藏的“手抄本”，可要追溯到上世纪60年代末， “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正是热得发昏的时段。 “手抄本”是1969年暑假教师“一打三反”运动学习班上的产物。当时我刚从川青董潭农中初中毕业，公社抽调10多名红卫兵干部参加教师“一打三反”运动学习班，作为“革命动力”帮助教师端正态度，改造思想。初听公社革委会负责人的动员报告，把教育战线指责为一团黑，把教师队伍说得一无是处，什么“臭老九”、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等等，罗列了一大堆罪名。参加学习班的教师按三六九等编组，其中有问题的作为异类单独编组，这类人员中，一般都是成份高的（地主、富农子女）、有历史和现行“问题”的，以及与当时领导关系紧张的，甚是复杂，这类对象大组集中时经常要挂牌子被揪斗，我与另外一位红卫兵干部分在这一组，专事监管他们的一言一行。不知怎么的，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从他们身上我看到了许多独到的长处，能言善书，出口成章，才华横溢，颇有见地。我正处在追求知识的年龄，时时总有相见恨晚的感觉，便渐渐放松了对他们的警惕，反倒与他们亲近起来，拜他们为师，意图抓住这一机遇，把荒废的学业补回来。

攀谈是交流学习的极好机会。一有时间，我便与他们探讨古诗文赏析，如何作文，以及剖解文章中关键的字、词、句，对我来说，着实获益匪浅，增长知识。他们见我如饥似渴，勤奋好学，便从不同的角度面对面地教我。我便将学习班上发的红塑料面子作监管日记的工作笔记改作学习笔记，他们闲暇时看到报刊上有好的诗歌、散文等文艺作品就帮我工整地抄在学习笔记上，供我阅读，还帮我讲解和分析文章结构，激起我刻苦学习的极大兴趣。时间长了，我把自己的监管对象恭恭敬敬地奉为老师，可能是“近朱者赤”的缘故吧，越来越看不出他们“臭”在哪里，“坏”在何方。有时批斗让我与同事对他们“架飞机”，我总找理由回避。因而，学习班领导发觉后很是不快，找我谈话，指责我“态度暧昧，旗帜不鲜明”，“缺乏斗争性”等等，我只得忍忍受之，“一意孤行”地走下去。近两个月的学习班好不容易结束了，正是由于这段时间的学习“补课”，使我的文化知识根基夯得较为扎实，顺利地考上了高中。开学前半个月，就是那个组的一位老师专门派人将录取通知送到我家，他竟成了我高中阶段的班主任。

40年前的事好似发生在昨天一样，时时翻看珍藏的“手抄本”，勾起我尘封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