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待真话和假话取什么样的态度，小时候，我是受过这方面教育的。

爷爷曾不止一次地对我说：“逢人莫说三分真”、“真人面前不说假、假人面前不说真”、“人心隔肚皮、隔层肚皮隔重山”。那时候岁数小，听听而已，全不懂其中道理。

就是现在想想，爷爷所教导的，也还是非常玄乎，用时下的话说是操作性不强，比如，逢人不说三分真，剩下来的七分是不是说假的呢？何谓真人、何谓假人，真人、假人不会在脸上写字，又如何判别真人假人呢？

爷爷是农村中的文化人，所操行当与各色人等均有接触，见得很多，听得也很多。这些话肯定不是爷爷的原创，但一定融入了他老人家的生活经验，因为没有处理好真话与假话的关系而吃过亏也不可知。

几十年的沐风浴雨，我深切地感受到，正确处理好真话与假话的关系，对于做人、对于工作和生活都是非常重要的。然而，如何处理还是不得要领。

最近，读季羡林先生的文章，他对真话与假话的处理，让我如醍醐灌顶。季先生说，他的一生长达近一个世纪，无论身处顺境逆境，一直恪守“真话不全说，假话全不说”。

对于“真话不全说”，如季先生这样的长者、学者，一定有切肤之感。“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时候，组织者鼓励大家说真话，所谓“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大家抱着赤诚之心，说真话，道真言，可是，很多人一夜之间成了右派，大半辈子抬不起头。彭德怀的万言书哪一句不是真话呢，其结果不是很悲惨吗？

“真话不全说”是识时务之举，也是一种睿智。什么是真话？真话就是与实际相符的话，也是说话者的真实感受、真实想法。说不说真话，说多少真话，要看场合，要看对象。如果真话涉及到他人的隐私，那就不适宜在公开场合说，说了不就是触犯他人的隐私权吗，非但起不到好的效果，搞不好还要吃官司。如果对方听不得反面意见，那么批评之类的真话说得越多不是越坏吗？这样的例子，历史上有，现实生活中也不鲜见。面对自我感觉良好者，或者刚愎自用者，最好的办法是免开君口，但这绝不是“人前说人话，鬼前说鬼话”。

与真话相对的是假话，“真话不全说”容易做到，但能够做到“假话全不说”实在是很难的，这也是我崇拜季老先生的原因之一。在那个“不说谎话办不成大事”大行其道的岁月，不知有多少人或为了躲过一劫而满口谎言，或企图飞黄腾达而一派胡言，正直如季先生者宁可蹲牛棚也不说一句假话谎话违心的话。在这个浮躁泛滥、急功近利的年代，有的人为了捞取政绩编假，有的人为了骗得贷款造假，有的人为了赚取暴利制假，如此之类，不一而足。季先生仍然我行我素，“文章不著一字空，说话不道半句假”。对人对事，既不虚与委蛇，也不严加责罚，一是一，二是二，实事求是；对自己近乎苛求，坚辞“国学大师”的头衔，拒绝“学术泰斗”、“国宝”的桂冠。他认为这三顶桂冠与自己所拥有的学识以及对学术的贡献不相符合，把“假话全不说”落实到自己的头上。正因为如此，他愈加得到学术界的敬重，得到世人的尊崇。

“真话不全说”，是利弊的权衡，是智慧的选择；“假话全不说”，是人格的折射，是品质的反映。人格高尚者不愿说假话，品德崇高者不肯说假话，淡泊名利者也不可能说假话。

真话往往不中听而中用，假话往往中听而不中用。我们要乐意倾听真话，而鄙视假话。培根告诉我们：“一个人从另一个人的谏言中所得到的光明，比从他自己的理解力、判断力中所得到的光明更为干净纯粹。”如何判别真话和假话，其方法和标准也很简单，一是冷静，不急于下结论，二是观察思考，即深入考察当下的实际情况，细细琢磨说话人的动机，认真观察说话者的行动，因假而心虚是必然的，露出尾巴也是必然的。对此，斯大林有过一句经典的判断：“无论乌鸦怎样用孔雀的羽毛来装饰自己，乌鸦毕竟是乌鸦。”

日常工作和生活交往中，你可以保持沉默不说话，说不说是你的权利，说多说少也是你的权利，“知未必言，言未必尽”，但要说就说真话，不说假话，假话之害有甚蛇蝎。

让我们记住伊索老人的教诲，“说假话的人会得到这样的下场：他说的真话，也没人相信”。这也许就是季羡林先生终生思考并以此为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