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期间最流行跳忠字舞，唱毛主席语录歌，学最高最新指示，背“老三篇”， “只要社会主义草，不要修正主义苗”，谁带红袖章、谁扛红缨枪，谁就是最革命的。那个年代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是常有的事，别看你今天革命革得好好的，说不定明天就被打成现行反革命，还要被踏上一只脚，叫你永世千年不得翻身。

我十三岁那年，也就是“文化大革命”的第二年，和我一般大的男女同学都佩戴了红袖章，肩上扛着红缨枪，要多神气有多神气。就连我隔壁邻居家比我还小两岁的女孩，都享受这种待遇了，我怎么就不行呢？跟他们一打听，才知道当红小兵、红卫兵要看家庭出身，革命干部子女、雇农、贫农、下中农出身的子女才能佩戴。我憋着一股气回到了家，两手托住下巴坐在小桌子角落旁，一动不动，眼泪直往下流。等到母亲回来，我便问母亲。母亲不识字，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我们家应该是下……下……”说了半天也说不出是我们家什么成分。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母亲就急冲冲跑到大队会计家询问情况。经过查原始底册才发现，后来的人因工作大意把我们家成分抄错了，我们家本应是下中农，却被错抄为上中农。出身上中农的家庭子女是不能佩戴红小兵袖章的，难怪我们兄妹三人被拒之红色大门之外。大队干部立马答应纠正平反。没过几天我就被吸收为红小兵，就这样戴红袖章的时间比同龄人晚了几个月。

在那个年代不用说一字之差就能升天入地，就是无意中说句把错话、漏掉个把字都被视为别有用心，也要被打成现行反革命。

我们村有个名叫王洪章的人，此人有一门祖传的好手艺，打黄烧饼、做熏烧、下馄饨、包饺子，样样精通，就是好出风头。“文化大革命”刚开始，因为好出风头，被红卫兵推选为造反派总司令。那时的红色司令也不需要什么人事部门审查，谁家最穷、谁愿做出头的椽子，红色司令就是他干，他神气了有一阵子。在一次抄写大字报的过程中，他粗心大意，把毛主席的一句话“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抄漏了一个字，变成了 “千万要忘记阶级斗争”。这还了得，当天就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拖上舞台抹黑脸、剃光头，被四人驾着在台上示众、挂黑牌子、游行，又组织一帮红卫兵抄他们家，把经营的炊具全部用封条贴起来，从他家抄出用石膏仿制的半身残缺不全的“老人家”头像，结果又给他重重地扣上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罪名，最终得了一场大病含冤离去。

那真是一个黑白颠倒、错乱不分的年代，一个字、一句话都能成了索命的理由。现在想想，我倒觉得自己很是庆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