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碰头”，这在我们乡下是个民俗方面的东西。常见的就是指村上几个壮劳力或者好朋友聚在一起各人出点儿小钱，弄点儿小菜，打点儿小酒放肆地吃上一顿。

“碰头”现象多发生在上个世纪改革开放前的大集体、“大呼隆”时期。那时候，集体的活儿多，工分价钱低，人又苦又累，加之难以吃上顿饱饭，人们嘴里都没个味，都企盼什么时候能吃上一顿有油水的饭菜。

当然，那时有这种企盼资格的也只能是生产队里的壮劳力们。因为他们是队里的顶梁柱。挖河、挑粪、卖粮、罱泥等重量活都得靠他们。那些二等、三等劳力和妇女、老人也就只能靠边站或喝点“汤”了。

“碰头”，他们一般都要选择在阴雨天。那时，人们没有星期天的概念。阴雨天，田里的活不好干，就当休息天了。难怪当时人们常说：“阴天当瞎天，瞎天当馋天”。那碰到“馋天”，劳力们就自然会要想法子“碰碰头”了。

“碰头”，那时人们都能吃上些什么呢？

我记得，一是生产队有时杀头病老牛或宰头不下崽的老母猪，待按户头、人头分了之后剩下点“下水”什么的，几个劳力就火急火燎地弄着下锅一烧能美美地吃上一顿；二是生产队到粮管所去卖粮，劳力们把称多出来的粮偷偷地给卖了，再去换些鱼肉和豆腐之类的东西躲在哪家吃好了才回家；三是要是实在没啥吃的，就干脆从集体仓库里弄点糯米煮上一锅，然后一人一海碗吃饱了。如有剩下的，就带点回家给老婆孩子尝尝。老婆孩子们自然都觉得十二分的幸运和幸福。

“碰头”，自然是件快乐而高兴的事儿。但，那时也因此出过不少悲伤的事件。我们村西头的光棍郎马三就在那次“碰头”的过程中丢了性命的。那天，他们几个劳力把集体鸭场上的几只死鸭子弄来煮了碰头。就在一大锅鸭肉还没烧烂煮熟的时候，马三偷偷地溜到厨房里夹上一块带“斜刺骨”的鸭肉直往嘴里吞。那时，他可能又饿又馋，更怕被人看见，就拼命地把鸭肉往肚里咽。结果，那锋利的“斜刺骨”把他的喉管一路划破，引起大出血。后来，人们把他送到公社卫生院，公社卫生院又把他转到县医院，前前后后花了十多个小时。最后，马三终因出血过多而死掉了。还有，庄中心有名的“樊大炮”在一次“碰头”时一时逞能和人比吃“热豆腐”，竟把喉管和胃重度烫伤，住了个把月的医院，落得个终生胃时好时坏的顽疾；再说那北舍上的“独眼龙”茅六子，他在“碰头”时多喝了几两“化学酒”，结果，七倒八歪地摸到家，最终掉进了自家的粪坑里而溺死……这些事儿至今想起还让人觉得可怜可惜。

时过境迁，虽然眼下已是二十一世纪了，人们再也不会因为“嘴里没味”或劳动辛苦去想法子硬“碰头”了。但，村上的人们并没有把“碰头”这个民俗给抛弃掉，而是赋予了它新的形式和内涵。

前阵子我总结了一下，发现现在人们在“碰头”上起码有三个方面的变化：一个是“碰头”的对象变了。从过去的大劳力变为现在的老板了。老板们“碰头”既分“大老板”也分“小老板”，既分在村的也分在外的，更分行业种类的。二是“碰头”的目的变了。过去纯粹是为了“嘴”，现在可全都为的是“生意经”。他们“碰头”的话题往往都是去哪里有更大的生意可做，同行有困难了大家怎样帮忙，等等；三是“碰头”的风气变了。现在村上的人“碰头”并不注重吃好吃坏，喝多喝少，而是图个人情交流，落个环境热闹。就说那喝酒吧，原来参加“碰头”的人非得“三碗不过岗”。现在大伙开放了，酒席上都认为“只要感情有，什么都是酒”，并不强调喝多喝少，大家都和风细雨，共话发家致富。

“碰头”，这民俗也不知已经延续了多少年了。然而，我们都看得出它是随着历史的变化而变化的。它是历史的影子，是农民新生的记录。

“碰头”，虽说是一种民俗，倒不如直说它是一部历史了。从中，它折射出我们共和国发展的身影，回响着新世纪新农村新农民飞速前进的脚步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