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黄连苦，父亲的命运比黄连还要苦。七岁就痛失双亲，流落他乡，给别人家打长工、扛短工，父亲是在他乡走完八十六个春秋的。父亲的老家没有什么亲人，只有一个亲侄女，按辈份，父亲的侄女与我是同辈份，她比我年长二十多岁，我们属堂姊妹关系，我理应叫她堂姐。堂姐家离我家按直线距离虽不到十华里路程，但在那交通不便的年代，想去一趟也不是那么太容易。

那时没有平坦的大路直通堂姐家，都是崎岖不平、坑坑洼洼、深一脚浅一脚的烂泥路。出门行路都凭一双铁脚板，往返在乡村的羊肠小道上，稍不留神不是摔倒在地，就是掉入水中。若从水路荡着一条小船前往堂姐家，顺着弯弯曲曲的大河小沟汊，慢悠悠地驶去，也要费几个钟头的时间。

记得我十二岁那年，已进入秋季，有一天晚上，我们全家人看完露天电影——《苦菜花》，在回家的路上，母亲说：“二子（我的小名），明天我和你爸爸给你堂姐家送芦苇草去，想不想去玩玩？”我高兴地点了点头。

第二天，母亲起得特别早，可父亲起得更早，一人静悄悄地早已把几十捆芦苇草整整齐齐地堆放在船上。

经过四个钟头的水上飘泊，船终于停靠在堂姐家屋后头。父亲把船牢牢地拴住，母亲第一个跃上岸，直奔堂姐家走去。那天太巧了，堂姐提着菜篮子正下河边去洗青菜，正好与母亲迎头大撞。堂姐很惊喜，她丢下手中菜篮子，把我们一起迎进家，还没有等我们坐稳，堂姐就说：“难怪今天一大早，几只喜鹊在我头顶上飞来飞去，叽叽喳喳叫个不停，原来外公外婆和舅舅（以她小孩称呼我们）都不请自到，太好了太好了，我先给你们做点现成的吃一吃。”只见堂姐围着布裙，忙着从她家鸡窝里找蛋，不够又从她家老爷柜上一个黄壶里取了几只鸡蛋。堂姐动作很麻利，不一会工夫，给我们一人下了一大碗面条外加每人三只荷包蛋。

堂姐夫当时在县城里工作，难得回来一趟，几个子女都在读书，家里家外凭堂姐一人操持，挑水、做饭、洗衣服、喂猪、喂羊、做针线活，屋里屋外收拾得井井有条，打理得干干净净。房前屋后长满了各种蔬菜，她还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年终多少还拿点余粮钱回家。

事情办完，堂姐执意要留我住几宿，被妈妈婉言谢绝了，我们准备踏上回家的路。堂姐拉着我的手说让我有空多来她家玩玩。我满口答应了，在以后的日子里，我隔三差五不是随哥哥来堂姐家玩，就是跟着熟人来堂姐家过上几宿，每一次去她都笑嘻嘻的，常为我做好吃的，背地里为我开小灶，搞特殊化，对我关心爱护无微不至，把我当作她亲弟弟。

1987年底，我从部队转业回高邮城里工作，当时堂姐早已随堂姐夫来县城里生活了。我被分配的工作单位没有为我安排住房，想在城里租间房子。堂姐知道了，坚决不同意我的想法，怕我们人生地不熟，在外住不放心，让我们全家人住在她家。堂姐家人口本来就多，三代同堂，挤在三间带一厢的房屋里，姐姐姐夫把床铺腾出让我们住，他们被挤在锅屋里临时搁了一张床，吃饭不让我们交一分钱。我切切记得有几次在吃饭桌上，我的调皮儿子把堂姐家吃饭的碗打碎了几只，每次我举手准备打他时，都被堂姐拦住了。她并教育我，孩子大了有自尊心了，举手不打过头儿。

今年四月十五日傍晚，我和爱人刚吃完晚饭正在大运河东堤上散步，忽接到电话，只听外甥女在电话里很伤心地说：“二舅舅，告诉你一个不幸的消息，我妈妈于今晚六时三十分安详地走了。”我一下惊呆了，痴痴地站在原地在想，堂姐就这么快地走了，不可能的，不可能的。春节前，我和爱人还在她身边的，她拉着我的手说：“二兄弟，看样子，我是怕连春节都挨不过来了，现在的日子太好了，我还想活几年。”我和爱人反复劝她不要往坏处想。其实我们心里也很清楚，她像一支蜡烛已燃烧了八十三个春秋。

安息吧，我的堂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