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被打成“丁、陈”反党集团成员、“右派”，有多项罪名，其中一个罪名是“一本书主义”，据说实质是恶毒攻击伟大领袖。今天的我们，已很难深入那个时代的语境，探究其中的“微言大义”。当时就有人想不通，一名学生在批判会上冒失地嘀咕一句：“一辈子能有一本书，不简单了。”随即被告发，扫帚一到，捎带扫进了历史垃圾堆。

恶毒攻击，这是连罗织罪名的人也不相信的。公允地说，丁玲的初衷（如果她真的推崇过“一本书主义”），是要求作家不要粗制滥造，要出精品，出经典作品。我30年前听说这段公案时，与那位学生观点相同。倘若今天的作家（最好包括文学爱好者如我）每人出一本书，那是怎样的蔚为大观！古今中外，以一本书名垂青史的，大有人在。曹雪芹的《红楼梦》写了80回，后40回赖高鹗续写才成一本完整的书。就是这部“未完成交响曲”，成就了中国古典文学高峰；外国有一则关于玛格丽特·米切尔的轶闻。在一个作家的沙龙上，一位男作家瞥见米切尔落寞地偏坐一隅，走过去搭讪，介绍自己的作品，如数家珍。最后问米切尔：“您出版过几本书？”米切尔回答：“就一本，《飘》。”

写字为文者大多有“铅字瘾”，手写的文字，只有见诸报刊才算被承认。到积累了相当的“铅字”，拥有了相当的名气，出版社才青睐你，给你出书，做个小结。这曾经是大家理解的正途。出书，是多少写作者梦寐以求而求之不得的事。后来门槛降低，可以自费出版，各类书籍如雨后春笋般生长，又如一个一个肥皂泡，亮闪闪地在空中招摇飞舞。我的一个同学，原是诗人，在丁玲创办的《中国》杂志上发表过长诗，后来跑到南京，职业就是出书；我曾经借调一新单位，百业待兴，忙得不亦乐乎。一位中学教师没几天就嚷着回去，他受不了那个苦。当教师一年两个长假，还可以与人合作编书（教材），收入可观。前些时家乡出了件文化盛事，11位文友联袂出了10本书，一人一本（其中一本为夫妇合著）。都是正经人，做的是正经文字，一本书数十万言，洋洋洒洒，兀的不羡煞人也么哥。

Z是转业军人，当兵时发表过小说。Z见到我毕恭毕敬，口称老师。我以为他一贯谦逊，也没在意。多年后向我道原委，他读过几本小说，作者与我同名，误认是我。我很抱歉，浪费他几年感情。以后见面，仍很亲热，不叫老师，喊我“哥”。有一次我在书店，书架上赫然摆放着一本装帧精美的大书，著着Z的名字。书绝对吸人眼球，写一位文化祖师爷的绯闻。我翻看半天，差点就买下了。台湾一家出版公司出题请Z写书，他摆谱，让先汇一笔钱来——这是有一次碰在一起吃饭，他这么说来的。酒酣耳热，Z直劝“哥”也出书，我说：“哥出的不是书，是寂寞。”

其实，我凑过一次出书的热闹。6年前我所在的电视台建台10周年，领导与我商量出一本书，是10年里本台在省市获奖作品的结集。我欣然领命，充当副主编，忙忙碌碌一年多，赶在10周年庆典前出书。书到手，却没有想象中的兴奋。我呆问自己，书出来了，它的价值在哪里？

我不能免俗，写字为文，当然想出一本真正属于自己的书，还幻想过出《红楼梦》那样的经典，藏诸名山，传之其人。好在（抑或坏在）我有自知之明，以我的资质，写不出精品，写不出“绯闻”，但像我这样写作的，在全国则是个庞大的数字。现在每年正式出版的长篇小说1500部，一家网站短短数月征得长篇小说10000部。通过写书名利双收的，凤毛麟角。难得的是“爱好”二字，我们有写作的欲望，如契诃夫所言：“大狗叫，小狗也要叫。”名利双收者是大狗，让他们吠去；我们是小狗，叫声稚嫩，也不失几分可爱。

我之出书，也难。我于写作常抱敬畏之心，不敢轻易下笔。一篇豆腐块，还在打腹稿，就想着要对得起读者，对得起自己，对得起老祖宗仓颉造的字。所以迄今为止，大块文章全无，小块文章也屈指可数。我调侃自己，没有精品，有的是精品意识；我的精，在于少。

即使达不到“一本书”的目标，又何妨。以平和的心态写字为文，不勉强自己，不装腔作势，写一篇，是一篇，于己，陶冶性情，于人，有益世道人心，够了。

我是“一篇文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