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居芜杂，大淖秀明。记忆中这里是前临街、后傍河的王三太爷家。早春的芦苇，在烟柳轻雾的缭绕中早早发芽；初夏的菜蔬、水果，在姹紫嫣红中竞显水灵；仲秋的野菊、盆菊，在院墙内外的风清气朗中摇曳生辉；数九的腊梅，在王家最后一进的宁静的院子里暗香浮动。这里是儿时生活过玩耍过的王三太爷家的大院。前门是临街的商铺，隔一个天井是客厅，后一进是主人的正房。从东面有一条屋旁伸檐的封闭长廊可到最后一进，有天井、绿树、花卉，还有四大间仓廒式的平房，地基高高的、檐口高高的，从外面看，像楼房。这里是孩子们的乐园。院子后门一开，便是大淖，可以擦“水劈子”、看别的小孩子下河洗澡，七月十五看放荷花灯——就是因为那晚看灯着凉发热，又说些关于玩在大淖的“胡话”，于是，就有了为我的叫魂：“宜生子，吓的家来啵！”从后门“叫”出去，绕道到东面的窑巷口从东大街（如今人民路）的367号大门回到家。那些年，我的外婆就住在王三太爷家。

王三太爷家是东大街的名门望族。我的外婆家里是一个亦城亦乡、不富不贫的“边缘人家”。她住在王家第二进客厅的东首，是内外两小间的“套房”，外婆和姨娘住在里间，从不长胡子的叔外公住外间。所谓的堂屋是前后人家的过道。烧草堆放在房门口，烧饭是在通向最后一进的长廊里，用的是两个锅腔，从来没有过大锅灶。外婆家的收入曾主要靠24亩田的收租23担5斗和叔外公在沪商行做事的薪水。在后门的大淖河边人家看来，我的外婆於大奶奶家也不是拗得满满的米箩。可姨娘上河边一般是跨过大街上前河，而不去大淖河边，因为那里人杂性野。家里是烧柴草，又熬火又爽手的是小红柴，大淖河边撒的柴再多，外婆是不许家里孩子拾柴捡草的，那是“筢柴鬼子”干的事。比母亲还大两岁的舅舅先后在外地和本城做工，也曾有人为大淖河边的姑娘提过亲，外婆总认为，起码得说个生意人家，娶进比较水性的女人家就过不好安稳的日子了。

外婆家人丁不旺，住在东大街和大淖河边的百十年中，家里人体质羸弱，性格软弱，办事经商成不了气候。外婆卜世英在小巷似的过道烧饭，我坐在她身边“打草把”。她说我的外祖父的父母是姨姐妹做亲，下辈不兴旺，任你怎么“拨动”，火就是“旺”不起来。我的外公40岁病逝，小他几岁的叔外公在沪为商行管事也风光过一阵子，他还为隔壁“王金元”百货店进货，好让外婆到“王金元”店里拿“月份钱”。但是这位从不长胡子的男子汉就是硬铮不起来，他终身未娶，写得一手小楷绝好，爱读美文、嗜好美食，就是不近女色。解放初，在上海落魄的他回到东大街开过一个小店，生意清淡，常看街景。他的店开门迟，打烊早，朝霞暮霭时分，他独自出得王家大院后门，去大淖河边看风景，斜柳、瘦苇、清水、小船，再有就是船工、草贩子、挑箩的、种菜园的、卖鱼虾的、贩卖鸡鸭的、打芦    编窝折的年轻姑娘和各色各样的婆娘。跑得最远的便是阴城，实为宋代驻军的遗址营城或土城。从那里还带回几句顺口溜：“养女莫嫁土城头，日做瘫子（打芦    ）夜做牛。伢子三天洗回脸，婆娘七天梳次头。”外婆颇不以为然，天天去看这些，有什么看头？！直到野孩子在阴城一带开“砖头仗”，飞起来的瓦片不长眼睛，竟然砸了他的眼镜，碰肿了他的额头，叔外公才不往哪儿跑。后来，才知道，沾有海派文人和沪上市民气息的他，压根儿好看不起“治于人”的大淖人，但他欣赏大淖及其周边的旷野、率真、自然，因此，他看得陶然悟得怡然。他在我上初中时病逝于上海，就地火化。他曾提出将骨灰安葬于大淖河边，未能如愿，那是因为他一直厌恶的舅舅，也无情无力了结此事。叔外公一直关心我的写字和作文。他辞世后，我曾走在他走过的大淖河边的路径上，听着头顶飞过的野鸭群（他爱吃野鸭烧咸菜）的“呼呼”声，想象叔外公试图从大淖河边堂堂正正走出去的模样，那是一个放飞意念但身心残缺、事业和人生都未“雄起”的背影。

叔外公不喜欢的舅舅叫於岭。记忆中他俩从未在一桌吃过饭。叔外公不喜欢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外婆嫁到於家后，头三个（两男一女）伢子没抓住，於家老太就将周岁大的“舅舅”领进门，叔外公不满意。舅舅从小受到太太溺爱，有些小聪明，学习无长进，做事无恒心，自幼就养成一种“拨了也不动”的惰性，“老实、无用”了大半辈子。叔外公还有一种深层次的原因，似乎无法成家的叔外公，便眼巴巴地望着於家的香火就到舅舅这一代中断了。外婆养了5个儿子一个未存住，舅舅干过不少工种，如皮鞋厂学徒、纸店工人、血吸虫病防治站公勤员等等，没有一件工作能做长、做好。这怎么能娶亲生子呢？对延续香火的绝望，叔外公、外婆，以至我的母亲都有强烈的同感。为此，上初中的我曾对叔外公承诺，将来我写文章，笔名一定要用上“於”字，即如现在常用的“於逸晨”，也就是於家有一个后代姓陈。

我自小对舅舅有好感，爱戴而又敬重他。他在扎灯、糊风筝、制作玻璃的金铃盒子等等方面心灵手巧，给少儿时的我带来许多乐趣。只要我想得到、看见过的玩具、彩灯什么的，他常常制作好送到我手中。高邮烈士纪念塔甫成，他就用玻璃制作了一个酷似真的“纪念塔”的金铃盒子，放在家里书桌上，惹得少年伙伴眼馋得很。

难忘的是他在焦家巷血吸虫病防治指挥部当公勤员的那段时期，干的工作不重，只是繁杂一点，看门、扫地、送文件、烧开水和洗用水，这比他在天章纸店做工作干得顺心，他和外婆的生活也温饱得可以。我家住在他工作单位的对门，父亲失业，全家生活无着，母亲就为血防部门的年轻单身汉和大姑娘洗衣服，外衣、内衣都洗，每人每月1.5元，洗两个人衣服就可以维持一个人的生活。要洗的衣服有的是人家送来，更多的是舅舅去收。到了夏天，每天都洗，一堆又一堆、一包又一包满是汗臭和浓稠青春味的贴身衣服常由舅舅送来，他不仅不嫌不怨，还表现了一个年过不惑的“光棍”汉的特有的乐意和勤快，也大大方便了他“大妹妹”我妈妈的劳作。除此，他见到我家的清汤寡水的生活，常在饭后从单位带一些残汤剩菜给我吃，企望为瘦弱矮小的我“育肥”。他带菜的一个大瓷缸，我一直用到去农村学校工作。他对我们的关爱、怜悯并不能改变他惰性严重的旧习。当事业发展正在迫切需要人员的时候，他却被血防部门辞退了。据后来在血防人员家做保姆的母亲说，那是他懒惰和不负责任的缘故。比如，他嫌每天晚上烧洗脚水太烦，就在烧的水中放许多盐，惹得晚上用水的同志纷纷指责，怨声盈室，说他懒得没有德性。

从此，人过中年的他就再也没有一个相对固定的职业了。他干过“纸扎”一类的活儿，可是他用“纸”已无法糊贴好他人生的四壁。他卖过香烟、火柴、蜡烛，但是他的生命因无法得到充分的燃烧而过早成为风中残烛。

上世纪50年代的那些年，父亲被安排到供销社当售货员，母亲做保姆，一直做到我开始工作。那些年，舅舅与外婆相依为命，不知是怎么过来的。母亲虽关顾一些，但是定很菲薄。有一次外婆告诉母亲，大半辈子恪守公德的舅舅，竟然在大白天走进了一个相熟的大淖河边的人家，动起了一个寡妇的心思，被人家骂得狗血喷头，也不尿泡尿照照，你这熊像，还想二姑娘倒贴？！

舅舅是1960年农历九月初九饿死的。他死前，向来能扎扎画画的他，画了玉米、芋头、包子等，告诉外婆，他死后就把它烧了，有了这些，他在那边就不会是饿死鬼。舅舅死后，是街道上的人处理的后事。我上城看外婆，外婆已欲哭无泪，她说舅舅抬出的时候嘴张着，想找几片云片糕塞嘴也难。他画的那些，九月二十是他50岁的生日，都已烧给他了。此后一个月，外婆也去世了。她死在大淖巷。生前她已信服大淖人的“好好的活，快快的死”，她只是对舅舅痛苦的死心有不甘。今年农历九月，我又去大淖河边，依然是浓浓淡淡的绿晕，不急不徐的金风。有一位开茶炉家的刘正汉还记得有一个老实可怜不偷不拿的於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