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长这么大，到过不少地方，走过不少山路，遇过不少悲喜之事，但记忆深刻的说谎只有一次，那要追溯到到1972年。

上世纪70年代，人们特别羡慕军人，一身黄军装，头戴五星帽，鲜艳的“红旗”两边挂，左肩挂上黄军包，“为人民服务”五个大字闪闪发光，无人不夸，无人不翘大拇指。我生在农村，想当兵是我心底暗藏多年的梦想，除了羡慕敬佩之外，自己还有一个小算盘，听说农村孩子出去当兵就可以跳出农门解决户口问题，这对当时的我来说诱惑非常大。

1972年年底征兵工作开始了，我偷偷跑去打听，得知接兵部队来自青藏高原。我想起从我记忆起，母亲常在我耳边说的两句话：一句是任向南一千里，不向北一天；另一句是好铁不打钉，好人不当兵，意思是北方凄凉、荒秃、严寒，不是人呆的地方；当兵太苦，好人都不去当兵。母亲是个纯朴的农村妇女，她对我们兄妹四人疼爱有加，从不舍得打一巴掌。在她朴素的幸福观里，就是我们这些孩子能一直承欢膝下，与她相依相守。有一年母亲为了我大哥躲避当兵，把他藏到甘垛段垛村一个亲戚家里，我要说服母亲当兵去就更不容易了。因为我当时是在校的高三应届毕业生，又是学校大队宣传队的活跃分子，每次在台上台下表演，父母亲都挤到台前，别人不看，就看我表演，还生怕别人不晓得，指着我告诉旁边的人：“那个是我二乖乖！”深以我为荣。她连当兵都不让，更何况让我去千里迢迢的大西北呢。

人到危急时，什么都敢做，经过反复思考，我决定用 “谎言”来瞒住母亲。我把腹稿打了一遍又一遍，晚上回家，我就跟母亲说，今年兵种特别好，在南京保卫长江大桥，离高邮不远，平时你想我就去看我，我想你也可以回来看你，很方便。这话说得她半信半疑。在她的默许下，第二天我就到大队部征兵办报了名。很快体检政审结束后，村里敲锣打鼓把参军喜报送到了我家。这时的母亲心情很复杂，喜的是儿子被祖国挑选中了，从此我们是军属家庭了；恨的是，当初不该松口让我体检。

没过几天，我接到正式通知去公社集中换装，村里组织了隆重的欢送仪式，被挑选中的每人胸前佩戴了一朵大红花，年少懵懂的我，满怀喜悦跟在队伍中间，回首望去，母亲和哥哥也随着欢送的队伍一起走来，只见母亲不停地泪水一把，鼻涕一把，用手帕擦个不停。

母亲跟着我，一直把我送到高邮开往镇江的轮船。船开了，她仍在含着泪，拼命挥着手喊我的乳名。我的心里虽有不舍，但梦想成真的喜悦和对未来兵营生活的憧憬，让我根本没有心思细细咀嚼母亲的心情。

到了镇江火车站，我们乘上了开往大西北的军用运送新兵的铁闷罐专列，经过五天五夜的行程，换乘部队早就准备好的解放牌大卡车，又经过两个多小时的颠簸，终于到达了目的地——青海省西宁市大通县新兵连训练地。一下车就觉得寒气逼人、口干头昏。遥望四周，几棵树上无一叶，前后山上无一草，感觉像是做了一场梦，来到这样一个恶劣的陌生环境，心里不由惦记着怎么向父母亲交待！

新兵连训练非常紧张、辛苦，每天政治学习和队列科目都安排得满满的，让人没有时间思这想那。我们这批南方兵，大多数不适应高原气候，口干、流鼻血、头昏、胸闷，不知道多少人晕倒在训练场。好不容易熬到了礼拜天，纷纷拿起笔写家信。记得第一次往老家写信，我就一口气发了十三封，父母、老师、同学、朋友、亲戚……

自打信发出，我每天掰着手指头数，该收到母亲的回信了。那个年代交通通信又没有这么便捷，信在途中往返需十五天之多。左盼右盼终于盼到了父母亲的来信，拆开一看，头一句母亲就说，乖乖，你把老娘骗了，现在我就是下海钩子也把你钩不回来了。

我的泪水终于夺眶而出。

后来我得知，一辈子没出过远门的母亲一收到我寄回来的信，看到盖着“青海”两个字的邮戳，就连忙去找村里有些见识的人打听，得知青海是在大西北，母亲当场就晕过去了。此后数天，她日日以泪洗面。有一天，母亲实在思儿心切，就跑到我上学的学校，找到我们的班主任，要求在我昔日上课的座位上坐一坐。她就在那儿红着眼，一言不发地坐了一上午，直到学生们放学……

母亲去世已经整整二十年了，宽厚仁慈的她的在天之灵，想必早已原谅了当年我的那个“谎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