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嗓子是不错的，歌唱得还算中听。后来嗓子全被烟给糟蹋了，与唱歌便渐离渐远。

但是，关于唱歌的记忆还是很美好的。

我的小学中学是在歌声汹涌的年代度过的，唱的大多是语录歌，不仅学生唱，农民也唱，不仅小孩唱，大人们也唱，全社会都在唱。邻村的一位八十岁老太太，不仅能唱若干首语录歌，还能跳忠字舞，被作为典型在公社的大喇叭里宣传。我以为，那时候人们唱歌更多的不是为了娱乐，肚子常常填不满，哪还谈得上娱乐——穷而且快活的人，毕竟是少数——而是一种姿态，一种政治任务。

上小学的时候，常被老师安排演一些简单的节目，唱简单的儿歌，跳大头娃娃舞。上了中学就有些不同，参加学校排演节目，开门办学，到农民中演出，这是我这个年龄的人都曾经历过的，没有留下太深的印记。

倒是有一件事，常常被歌声从脑海深处钓出来。好像是高一那年的国庆节，学校组织文娱汇演，全公社的中学生都参加，我所在班级出了一个节目，是男女声二重唱，演员由我与一位女生担当，音乐老师花了好长时间，帮我们排练，一再鼓励我，“你的嗓音很好，一定能唱得很好”，我也积极配合老师，彩排时班主任也很满意。歌词还依稀记得，开头两句是“吹起了短笛唱起了歌，歌声飞出心窝窝”。可是，到临上台演出的时候，我变卦了，向班主任提出，不演。其深层原因是怕同学取笑。那时男女生很少讲话，更没有多少交往。这可把班主任急坏了，脸急得变了形，声音也走样了，说，演不演是政治态度。那时候岁数小，被班主任一吓，还是唱了。但怎么上台的，如何下台的，一点也记不清了。

放假回家，还是唱歌。暑假是带着几个小学生，敲锣打鼓到田头表演自编的以好人好事为内容的节目，少不了唱几首歌。寒假是参加大队组织的文娱宣传队。那时有一定规模的大队都有宣传队，一律叫做某某大队毛泽东思想文娱宣传队。我们大队的宣传队算是办得不错的。比较其他大队，我们大队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我们大队有一所戴帽子中学，学校有三四位有文艺特长且热心的老师，又有十来位与我年龄相仿的文艺青年，演出的主打节目又是扬剧《小陈庄风云》（由《夺印》改编），《夺印》的故事背景就在我的家乡，主人公原型就是离我们大队二三里路的某大队支书。一年都要演出若干场，在本大队演了，还被外大队请去演，齐刷刷的十来位男女青年，男青年是清一色毛领大衣，每到一村，都受到热烈欢迎，那时候农民的文化生活太贫乏了。人群中有人嘀嘀咕咕，“这些演员怕的都是知青啊”，我们听了，心里痛快得了不得，很是出了一点风头。我在戏中扮演一名思想保守的富裕中农，大队会计是由另一位男青年演的，他的戏中有一段“一重山一重雾”的唱词，他不会唱，都是由我在幕后代唱，为此，每次都得到几支经济烟（每包八分钱）的报酬。

在大队演出是有报酬的，一年挣了不少工分。

后来参加工作了，唱歌的机会少了，唱歌作为任务的时代也结束了。

按说，现在唱歌的机会是不少的，唱歌的硬件支持不再是一把二胡，几乎所到之处都有音乐设备。但生理条件却不允许唱了，该圆润的却沙沙哑哑，该高上去的即使抽得脖子上青筋暴起也不管用，该浑厚的却又低得听不到声音。所以，只能临渊羡鱼，或者回忆小学中学唱歌的时光。即使被人一再邀请也想办法推掉。

其实，先天条件差些有什么要紧呢，人家沙宝亮、周迅的嗓子不是有点沙哑吗，非但不是什么缺点，还是特色。但就是没那个勇气拿起话筒走上台去，唱上一首。我是很佩服一些朋友的，尽管生理条件不比我好到哪，也不懂什么乐理，甚至字咬不准，还常常跑调，唱了一首又一首，唱得有滋有味，于人也许不是什么享受，于己却是一次宣泄，一次愉悦，有什么不好呢。

包括我在内的不少国人，太看重面子了，凡事得失心太重，实际上有什么啊，只要不妨碍别人，又对自己有利，为什么就不可以做一做呢。唱歌就是这样，我们又不是音乐家，也不是专业演员，没人会苛求你，一定得字正腔圆，润若珠玑，既不捧着盘子向人家收钱，也不需要自掏腰包，吼上几句，增加肺活量，活跃气氛，何乐不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