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高沙馆得名于郡名

《方舆胜览》卷四十六，高邮军，郡名“高沙。有高沙馆”。《舆地纪胜》卷四十三，“高邮军，同下州，高沙郡。”高邮宋代为军，高沙为其郡名。

高邮乃汉代古县，南朝萧梁时期，高邮“置广业郡，寻以有嘉禾为神农郡。”隋初废郡为县，李唐沿袭之。宋人厘古，却未取其旧时的郡名。《说文解字》段注引大雅传曰：“沙，水旁也。”文天祥《发高沙》云，“晓发高沙卧一航，平沙漠漠水茫茫。”自高邮沿水路奔通州，一路穿行在平原水网地区。 “平沙漠漠水茫茫”，就是这种景象的写照，“平沙”即为水旁之地。清人刘文淇在《扬州水道记》一书中指出：“凡濒江濒湖之地，皆谓之沙。”真州之有白沙镇，通州之有金沙镇，皆一时之名镇，是为沿江之地。

就字面意义而论，与之相对应的，高沙则是水旁的高地。高邮之得名，原本就是因为“筑高台，置邮亭”。康熙《高邮州志》卷之一称，“高邮始于秦，故称秦邮，居水中，形如覆盂。”高邮城傍湖临河，诚水边之高地也。因此，高邮之有高沙郡名，无论是基于历史的传承，还是因之于地势水情，都有其合理性的一面。

其实，平白一点说，高沙郡名本质上就是高邮军的别名。高沙既可以指称郡城，也可以涵盖郡境内的全部地域，还可以代名郡内的建筑设施。显然，高沙馆是因为高沙郡的郡名而来。今天，高邮城东北的高沙园小区，亦是如此。

二、何为高沙馆

《舆地纪胜》卷四十三，“高沙馆，即国信监司之行衙。”说文云，“馆，客舍也。”高沙馆为行衙，乃大吏出行在外的办公之所。宋代各路转运使（漕司）、提点刑狱（宪司）、提举常平（仓司），皆有监察辖区官吏之责。《宋史》中无有行衙的记载。嘉定《赤城志》卷三，“天台馆，在州南一百三十步，俗名行衙。”王象之《舆地纪胜》成书于嘉定、宝庆间，与《赤城志》相当，故其笔下的高沙馆当为正式名称，行衙则与天台馆一样，为其通称或俗名。

赵宋王朝为了巩固中央集权，加强对地方官员的监察，规定监司官要在一年(或二年)内，巡察所辖地区一遍。哲宗元五年(1090)，诏“转运、提刑司按部，二年一周”。徽宗宣和四年(1122)，定“诸转运，提点刑狱，岁以所部州县量地远近互分定，岁终巡遍。提点刑狱仍二年，提举常平一年一遍。” 监司的责任和权力，“朝廷外置监司以为耳目之官，提振纲纪。天下官吏有贪墨而不廉者，有违越而无操者，有残毒而害民者，有偷惰而弛职者，一切使之检察其实以闻，朝廷所赖以广聪明于天下而行废黜”。

监司一方面要遵制巡行，不得“端坐本司”，但亦不得“故留诸郡”。为了防止监司官利用出巡之机，勾结地方势力， “巡历所至，不得过三日，有事故不得过半月。”故而，行衙就成了各府、州、军、监备而候用的一个处所。高沙馆，正是这种性质的行衙。

南宋时期，高沙馆本责之外，又兼了外事接待任务。纵观古代中国，中原王朝和周边各族的关系，多是朝贡体系内居高临下的关系。两宋则不然，宋辽之间、宋金之间可视为兄弟之邦，是一种比较对等的外交关系。宋廷置有国信所，专门负责外交事务。每逢元旦、新皇帝即位、皇帝和太后的生辰或丧事等吉庆丧哀之时，双方都要派使节前往。使节往来，沿途的接待任务基本上由地方上承办，国信所主要负责指导与督办。“国信一路郡县驿亭陈设什物……诏自京令国信所，缘路委监司一员先事点检完治。” “更不自京差内官并祗应人等，只委本处令佐管勾排办，令府界提点司官提举点检。”绍兴和议后，宋金以淮水为界，高邮处在宋金使节出行的重要通道上。绍兴十三年(1143 )，金国使节前来贺皇帝正旦，国信所差使臣三员沿路赐御筵，“一员于平江府排办，一员于镇江府排办，一员于盱眙军排办”。无疑问的，高沙馆亦有这样的外事接待任务和相应的接待能力。《舆地纪胜》言其“国信”，指的就是这种对外事务。

战争与非常时期，高沙馆尚另有派用。建炎二年(1128)正月，高宗驻跸扬州，“移扬州宗室于泰州、高邮军。”高沙馆比较完备的设施与功能，自然是安顿这些宗室成员的首选之地。《宋史》高宗三，建炎四年 “五月乙丑，升高邮军为承州”。以薛庆为“承州、天长军”镇抚使。绍兴三年（1133）三月，“以韩世忠为淮南东路宣抚使。”孝宗隆兴元年(1163)，“张浚进枢密使、都督江淮东西路军马。”镇抚使、宣抚使、都督皆为辖区之最高军事首长，专一时之军权、行政权和人事权，成为独立于政事堂和枢密院二府之外的方镇，具有行府之实。薛庆、韩世忠、张浚三人都曾在高邮谋划军事，指挥过对金战争。高沙馆理当成为其行府，至少也是行府的一个组成部分。

三、何处高沙馆

宋代的高邮城虽然是军城，但却是一座小城。开宝年间筑城之后，其后的元明清三代，间有修葺，但高邮州城的总体面貌几无变化。隆庆《高邮州志》卷之一，城池，“邮有新旧二城，今之城宋之旧城也。周围一十里三百一十六步，高二丈五尺，面阔一丈五尺，四围皆有濠堑。”新中国成立后，高邮城墙仍然存在。东起魁星楼护城河一线，西迄镇国寺塔西夹河；南至天桥（南城门），北及通湖路（北城墙）一线，此即《高邮州志》所说的旧城，也就是宋代高邮州城的范围。依照现在的高邮城区地图量算，高邮城东西与南北长宽约略相当，各为1400米，乃一小小方城。 “一州斗大君休笑，国士秦郎此故乡。”杨万里笔下的高邮城，极为真实而贴切。

隆庆《高邮州志》卷十一，古迹，“高沙馆，在州治西南。郡名高沙，以此，今废。”卷之一， “州署在城中少偏东。”“西察院，在州治西，旧名行府。”查明隆庆《高邮州志》州城图，比照今天的高邮城区图，州前大街（今府前街），自东门至西城墙下之教场；南北大街（今中山路），自南门至北门。两条大街将高邮城区分为大致相等的四个部分，高沙馆的位置当在西南区域，也即州志所说的“在州治西南”。南北大街西侧与之并行的市河，河上有桥名南市桥，今名南石桥，这是一个极有价值的地标。笔者在高邮城区地图上作了量算，沿原高邮县政府（州署）向西，自中市口顺着中山路（南北大街）向南，至南石桥，路程630米；自南石桥沿西塔街（西门大街）向西，至河心岛一线（原西门），距离580米；自南石桥沿中山路至南城门，距离600米。

紧邻南市桥西门大街北侧，为行府。隆庆《高邮州志》卷之一，州属署，“西察院在州治西，旧名行府。有大门三间，二门三楹。内有正堂、后堂、两庑，规制与东察院同，而差狭焉。”“东至弃并民地界，深二十四丈；南至官街，阔十六丈；西至官街，深二十四丈；北至河，阔十六丈二尺。”街坊，“凤凰街，分巷七”；卷之二，桥梁，“凤凰桥，在州西南，乾明寺前。”行府向西至西门，依次为养济院、五圣庙。行府向南，官街与南城墙之间，东为预备仓，今市河仍有桥名南仓桥；西为光孝寺，今名镇国寺。行府向北至州前大街，折向西行，大道北侧依次列有彰孝坊、工部分司、乾明寺、教场。行府的大致位置，对应于今天市河以西，凤凰桥街（凤凰街）以东，西塔街（西门大街）以北，玉带河西延线以南的这一片地区。

这个行府，应当就是行衙，也即高沙馆的所在。

隆庆《高邮州志》，“高沙馆，在州治西南”。 行府位于城区的西南部，在大的格局上，与高沙馆的区位完全吻合。

行府的具体位置，亦似为高沙馆量身定做。高沙馆原本就是上级监察部门所在地，既要行监司之责，也要免干扰行政之弊；临近南门，直对陆上驿道；临近西门官河，水路通达，便利于官差的水路出行。行府的位置，完全符合这样的要求，实际上应视其为精心布局的佳作。明清两代的西察院均安排于此，绝非偶然，不单单是对传统惯性的继承，也是合乎逻辑的必然选择。

“旧名行府”，乃是沿引自宋代的制度。行府为宋代在京师外设置的调度军务的机构，有点类似于近现代的军事行营，置罢无常，转徙随时，全视形势的发展需要而定。高沙馆有没有正式充任过行府，今天已经无从确考。但行衙与行府在功能上，的确存在着相当多的交集，以行府称之，并无不妥。再者，以行府代行衙，乃是就高的称谓，这在古人的行文中也是屡见不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