渡船，曾是我们水网地区农村常见的的一种过河工具。渡船的船体起初是木材做的，后来是水泥钢筋做的，再后来是铁板做的。而时下，随着政府撤渡建桥工程的推进，人们再也难见那终日忙碌而充满生活情趣的渡船了。

记得上世纪七十年代，我们村共有六个生产队，每个队有三四百亩田。田块大部分都是以圩子、垛子起名划分的。那圩、那垛周围大多是河沟环抱，水网相连，好似一个个岛屿。人们为了生产和交通的方便就纷纷在河面上设置了渡船。当然，也许有人要问为什么不搭建桥梁呢?晓得那时集体经济状况的人就会告诉你——就差钱。

渡船基本上有两种。一种是人工撑的，俗称摆渡。就是由生产队在渡口上固定一个人来回撑渡船，本地人自由上下不收钱，由集体支付摆渡人的工分；另一种是拉渡船。人们在渡船的头和梢各装上一个铁环，再在铁环上扣上长长结实的绳子，最后各把两端对应的绳子固定到对岸的木桩上。要过河的人只要拉动一头的绳子渡船就会乖乖地过去，人上船后再拉动另一头的绳子就能悄然地到达对岸。不过，在冬天拉渡船可是一件特别辛苦的事儿，手指常要被冰冷的河水冻得像个红萝卜。当然，拉渡船完全是一种个人自助性活动。船是集体的，没人服务，也没人收钱，集体也省了一笔不小的开支。

那时，在乡村，渡口也是一种创收的资源。村与村、乡与乡、甚至与外县连接要道上的渡口集体都得管着。一般一个乡镇往往通往外地的大小渡口就有数十个，不少地方都将这些渡口承包给了个人，渡船一般都是集体的。承包渡口摆渡的人每年都要按规定上缴集体一定数额的钱，剩下来的就是自家的收入了。还有地方的渡口因为干部、群众的意见统一不起来，集体无法发包，那就只得依照传统的“抓阄”办法排序，由各家出人连着摆渡。这些连接外地的渡口渡工都必须二十四小时在岗。每逢夜里和雨雪特殊天气摆渡人都要加价，这时想过河的人只求能顺利的过个河，一般都不在乎加多加少。

要说这过河钱，其实也不多。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那当儿人们过一条三四十米宽的河也只需给四五分钱，甚至还有二三分钱的。如你挑个大担子，带的东西多，空间占大了那你还得自觉地再支付几分钱。当然，在工分制的年代，这三至五分钱也顶得上一分工的价钱了。可见，那时如哪家能包条渡船过河也算是“日进斗金”的有钱人家了。

渡口上的野草枯了又青，青了又枯。弹指间二十多个春秋已过，但对于过去那荡漾在乡村大小渡口上的渡船我还有一种挥之不去、似乎还发生在眼前的真情记忆。我也记不清具体是哪一年深秋的哪一天的傍晚。那天，我跟着生产队里的一大群收工的男女劳力火急急的上了渡船。上船的人们个个身上都背着鼓鼓的草夹，当时有人提醒大家船小要少上些人。但，归心似箭的人们谁也没听进去。就在船还离岸丈把远的当儿，突然一个妇女被不知从哪蹦出来的一只田鸡给吓着了。她一边惊叫着一边闪躲着身子。渡船上的人一下子全被直晃的渡船吓慌了，船一下子歪了，进水了。继而，船猛的倾向一边，翻了。船翻了，船上的人全被下了饺子纷纷落入河中发出阵阵大呼怪叫。我和几个会舞水的男女劳力立即扎猛子紧急把几个不会舞水的“秤砣”都捞上了岸。那大姑娘阿香是最后一个给捞上来的。捞到她的时候，她沉在水里已喝足了河底的浑浆水，人已经昏迷过去了。只见大劳力邢大个子立即牵来附近田头上的一条老牛，飞快地将阿香面朝下地放到牛背上挤压。昏迷中的阿香被凸起的牛背顶着腹部，不一会儿“哗、哗、哗”的几声便把喝进肚里的水全呕了出来。接着，大伙儿又七手八脚地把她平放到田埂上一会儿压胸，一会儿掐人中穴。阿香醒了，被救活了，大家高兴得鼻涕直流，眼泪直掉。我顾不上自已个子矮、力气小，背起邢大个子的草夹子就奔。邢大个子背着阿香直往村里跑，一直送到她家。没过年把，阿香嫁给了邢大个子，尽管邢大个子家中很穷很穷。

前几天，我带着孩子到老家踏青。我下意识地去了一趟邢大个子救阿香的那个渡口。河面上渡船不在了，早已架起了一座宽宽的、长长的水泥桥。桥身上不仅全刷上了洁白的涂料，而且两侧都装上了结实的栏杆。桥头堡上“平安桥”三个字被大红油漆描得异常显目，在温馨的春光里让人看后顿觉别有一番滋味涌上心田。

我伫立桥头良久良久，田野里飘荡着的绿草芳香让我的思绪飞得好高、好远。忽儿，这撩人的思绪又变成了一只翻飞在春天里的紫燕飞落到曾经忙碌的渡口，如今的“平安桥”上。

朦胧间，我仿佛又看到了邢大个子和阿香他们朴实而勤劳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