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与两个城市的故事，是我的“双城记”。

我家归高邮市（早年称县）管，离兴化城近。怎么近？随便站在村头哪个高点，可以望见城里银色的电视塔。

两城相距不到百里，不远，却有不同的口音。兴化腔也称“东边儿腔”，高邮就是“西边儿腔”。旁边的张家村，是两地口音的分水岭，村北说“东边儿腔”，村南讲“西边儿腔”。我家这边，全村清一色“东边儿腔”，兴化口音。

上世纪80年代，我参加一次省级培训，结交了一批朋友，尤引兴化市的徐兄为至交。晚上乘凉，大伙闲聊各自风土人情，徐兄一声慨叹，欲言又止。一再撺掇，他终于说，家乡有女子，生了孩子，喜上身赤裸，当街喂奶、乘凉。徐兄觉得难为情。大伙拍着扇子不言语，我知道他们想什么，我也不言语。——我的家乡也有这一景，都是老人，在晚上。

近，语言同，风俗通，我的家乡与兴化简直一个肉身长的。村民也不当自己是外人，把进城办事称作“上街”。

上街，应是一抬脚的事，其实不然。上街的路两条，常走的是水路，这条路顺溜：一条船，一支篙，顺着河向东撑，闭着眼也能到街上。水路的缺点是费时费力。后来有了抽水机船，速度大快，但有隐患，因为不好后退，遇突发情况难处置。后来又有机帆船，可进可退，有挡篷，有座，相当于客轮——这是水路的辉煌期。

另一条路是陆路。陆路的路线图，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版本，因为到兴化地界，岔路多，实际路程不止水路的15华里，而且上街必须过河，过摆渡。印象中，渡船永远在河那边，艄公态度差，任这边嗓子冒烟，对岸慢条斯理：等着！外婆让我们学本事，常说：“学个‘佯儿疯’，过河不给摆渡钱。”能学“佯儿疯”，而且竟能不给艄公钱的，是我童年时的偶像之一。

我10岁时跟姐姐们上过一次街，步行。我们完全没有购物的打算（也没钱），上街纯粹是“白相相”，旅游观光。可是天不作美，半道儿下起雨，三姐脚下打滑，屁股坐在田垄上。到街上，姐弟几个瑟瑟的，嘴唇乌了，团在一起，慢着小步东张西望。一个大叔突然问：“是高邮的吧？”答：“嗯。”大叔指指三姐的裤子：“高邮人黑屁股。”路人咯咯笑起来。

原来，村里人剃头挑子一头热。尽管咱怀着无限热忱，可人家对本乡人、外乡人，城里人、乡下人，自有尺寸。

对于孩子，一年上一次街，这是起码的，因为街上有浴室，春节前总要洗个澡的，没什么可显摆。如果谁像我们姐弟几个，或者由成年人领着，专程上街转一圈，一星期都会雄赳赳的。有孩子连娘胎里上回街都记着，攒他这辈子上街的次数，期望超越所有人，满足那点可怜的虚荣心。

与他们比，我的优势是，我上兴化，也上高邮。我的父亲在高邮的城里工作，母亲或三干会，或党代会，一年要去城里几次，有时拉上我，一起跟父亲过几天。

然而，高邮城太远，80里地！别说孩子，村里多数成年人一辈子没去过。因为远，他们尊重这座城市，称上高邮为“上城”。

上城的方式有别于上街，坐车。一张票，超过一斤肉钱。而坐车对我则意味着巨大的喜悦。我喜欢车内弥漫的汽油燃烧后的气味，我甚至用鼻子主动寻找它的气味；车是老旧的，我却贴着车窗，享受颠簸带给我的乐趣。

那年开春，母亲带我上城玩，临上车，我发现了书包，原来母亲要我进城读书！我当然不同意，声嘶力竭闹着回去，甩开膀子就往家的方向奔。母亲嘴里连着骂我“倔小伙”，撅下一根树枝，一下一下抽在腿上，生疼。打出一里多路，母亲也没了主意，气咻咻拽着我，僵持在公路上。

车还是来了。同行的几位干部一拥而上，把我扔进车里。上了车，闻到久违的汽油燃烧后的气味，我才开始安静下来。

这种硬碰硬、“王牌对王牌”的架势，让几位叔叔大开眼界。我的这段经历，他们津津乐道。每提及此事，他们就学着母亲的“西边儿腔”，骂“倔小伙”，用毛巾作道具，代替树枝作抽打状。

他们（也包括我）怎能理解我父母的苦心呢。

感情上，我与村里人是一致的。对兴化，亲切；对高邮，客气。其实两座城市对我有何区别呢！我没有因母亲的抽打而仇恨城市，我只把自己当成客人。城市对于我，有与生俱来的诱惑力，然而城市对客人而言，它是陌生的。城市曾令我兴奋，也曾让我惶恐，我性格中的许多方面因进入城市而改变。现在，距母亲把我扔进车里已30多年，城市接纳我了吗？抑或我接纳城市了吗？我不知道。谁知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