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泪别维宁兄

维宁兄走了，走得那样匆忙，甚至没有留下一句话，一个字。从他摔倒昏迷不醒那一刻起，包括我在内的每一个熟悉他的朋友都坐卧不安，心神不定，总希望他能逃过这一劫，早些醒过来，依然谈笑风生。但无情的现实最终击碎了我们的愿望，噩耗传来，我震惊心碎，泪不能禁。

我自与维宁兄相识相交以来，他给我最深的印象是工作充满活力，待人真实真诚。在过去的日子里，他像兄长一样关心我，以他丰富的工作经验帮助我，使我每一想起就感动难忘。1981年夏，得知汪曾祺先生有强烈的回乡探亲愿望后，我与一批热爱文学的朋友总想努力促成此事。这件事于今天看起来实乃小事一桩，但在那个改革开放刚起步的特别时期，“左”的影响还在不少人的头脑中盘踞，要以政府名义邀请一个家庭出身不那么好、又曾经被补划为右派、且阔别家乡已42年的文化人返乡并非易事。即使撇开这些不谈，请汪老回乡的食宿安排也是一个具体而颇难解决的问题。虽说当时北京到南京的一张火车票不足20元，但汪老在外文版《中国文学》发表《受戒》、《大淖纪事》两篇小说的稿费加起来才25元！当我把这些困难向当时任政府办公室负责人的维宁兄报告后，他略一沉思便爽快地说：“请汪老还乡的所有经费都由政府办公室包下来！”不仅如此，他还对发函邀请汪老返乡的具体细节进行一一指导，最终不仅大力促成汪老的回乡之行，圆了汪老的思乡之梦，此举事实上也对汪老后来于花甲之年迎来个人的创作辉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维宁兄的一生是勤奋的一生，即使在他退休以后也没有停下勤奋的脚步。他心胸开朗，淡泊名利，对生活对朋友都充满热情，他于退休后写下并出版的散文集《闲情集》就是一个明证。不少人退休后总有一个不适应的或长或短的躁动时期，但维宁兄很快就寻找到新的生活乐趣，写惯了公文的他居然兴致勃勃地一头扎入文学创作之中。虽然他没有太多的文学创作实践，但他有真情实感，有丰富的人生经历，加上他本来就有相当强的文字功底，一篇篇情真意切、朴实感人的散文就这样写出来了，而且频频出现在省内外报刊上，这一切说起来简单，其实并非易事啊！

维宁兄病逝的噩耗传到南京后，我，金实秋，朱葵，马鸿增莫不痛心疾首，我们含泪拟了一副挽联敬献于他的灵前:

淡泊政声潇洒闲情价值人生是也清风送暖留清玉

珠湖携手石城漫步音容笑貌宛然旧雨伤心忆旧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