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下放所在的生产队,30户左右,人口约150人。和我们年龄相仿的不少，大部分小学文化或不识字，完整上完初中的有两位，一位女的，我们去不久就嫁到外村，后做了民办教师；一名男的，年龄比我们稍大，属牛，大家都叫他牛林。

牛林一直和外公外婆生活在一起，外公老实厚道，外婆早年在上海，后因眼疾而致失明，她能讲一口较流利的上海话，人虽眼瞎却很精明，对牛林既严厉、又关爱、且嗦，上世纪70年代二老相继去世，他们的养老送终都是由牛林一手操办的。

由于文化水平差不多，年龄相似，牛林的知识面也较宽，我们交流起来彼此没有障碍，故牛林和我们知青相处得很好，逐渐地对他的生平也清楚了。牛林的父亲解放前在上海一家玻璃厂工作，因为技术好，老板在上海未解放就将其带到台湾，他母亲在解放后，几经辗转又去了台湾。牛林也只能随外公外婆来到乡下，在农村度过了贫苦的童年。他对父亲没有留下什么记忆，对母亲的记忆也很模糊；随着时间的推移，牛林对父母亲的思念也与日俱增，然而在那“阶级斗争”盛行的年代，有“海外关系”的他，只能把对父母亲的怀念深深地埋藏在心底。每当夜晚形单影只深感孤独时、生活遇到困难挫折时，他总会面对东南方暗暗地掉泪。他恨政治阻隔了两岸的交流，他恨政治改变了他的一生。

22岁，他与本生产队一位叫国梅的女子结了婚，她腼腆、本分、勤劳、俭朴。那时尚未执行计划生育政策，他们“一抹头”养了三个，而且是清一色的光头小子。沉重的生活重担深深地压在他的肩头，压得他有点喘不过气来。后来大队安排他做了民办教师，日子才渐渐有所改善。

生活在台湾的父母亲，虽然又生了弟妹，但对儿子牛林的思念，可以用痛苦两个字来概括，常常在梦中惊醒，思念中带有愧疚。由于海峡两岸长期不能“三通”，他父母亲就想方设法多次通过香港的一个朋友，来大陆时顺便转交点钱给他，多年后才知道，他收到的钱都被“打了短腿”。待上世纪80年代后期两岸关系稍有松动，牛林的父母亲就来到大陆，急盼着要见自己的儿子。尤其是他的母亲，觉得是她将牛林留弃在大陆，又是牛林为她尽责任将外公外婆养老送了终，她认为欠他的太多了。虽然他们也已退休，也不是大富大贵，但他们要倾其所能来补偿、帮助牛林，从而来修补他们那受伤的心灵。他们几乎每年都要往返于两岸之间，也先后帮牛林改造了农村的住房，帮其在县城购买了商品房。牛林的弟弟也利用来大陆出差的机会顺便来到家乡，亲闻故土的芬芳，体验农村的新鲜，看望期盼的哥嫂。

牛林现在已退休，三个儿子早已分立门户，农村、县城、无锡各一，现在他可以随意地、快乐地、无遗憾地行走在三地之间，尽情地享受着天伦之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