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季海先生，苏州人，1916年出生，属龙。早在1934年，他才19岁，这位被看成是章太炎最后弟子的纯儒高士，就受章先生之命，在章氏国学讲习会成为主讲人之一。朱季海对于这种“最后的弟子”说法不以为然，他说早年听章先生的课，时间相对固定，但听课的人又不像上私塾那么少，怎好说最后呢？如果以健在的算，我可能是最后。从当年到如今，75年了，朱季海在学海书林，可谓是龙骧虎步，令人瞩目。尤其是他的异秉怪癖，让许多人觉得他可敬而不可近。

说来奇怪，一个阴沉的春日，我们去拜访朱季海，在苏州双塔公园“啸轩”前的空地上，也就是他那固定的活动空间见到了他。于是，叙谈。我们的谈话是从“您是朱季海先生吗？我们是从高邮来的”开始，“高邮”话题引起了他的忆旧。他说，1983年10月高邮王氏纪念馆开馆时他来过。他夸高邮是个好地方，高邮人为王氏父子建馆是做了件大好事，王念孙、王引之是让人高山仰止的人物，现在“高山”没有了。他还说，那年在扬州召开的纪念段、王的学术讨论会，他是以中国训诂学会顾问的身份参加的。参加讨论会的还有周祖谟、胡厚宣两位顾问。我并不知道这些人的学术身价、地位，只是听朱季海先生说，是许嘉璐教授等人将他推到顾问的位置上，许教授后来当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这个我知道。因此，对“顾问”自然肃然起敬。朱先生话锋一转，到扬州赴会，到高邮参加纪念馆揭幕仪式，他是所有代表中唯一一个无官衔、无职称、无工作单位的“三无”人员。听他谈笑，体会到了一些“怪味”。朱先生还告诉我们，他为王氏纪念馆有过题词，稍一回忆，脱口说道：“乾嘉小学段王莫二，淮海通人汪刘而三。”他说，题词中提到的段玉裁，王氏父子，以及江都的汪中、宝应的刘台拱，都是值得顶礼膜拜、效仿追踪的前贤。朱先生说自己早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出过一本《楚辞解故》，在前贤面前，又算得了什么！他关照我回邮以后，将他为王氏纪念馆的题词拍成照片寄给他，好让他忆旧思“诂”。阴沉的天气在老人家的平常如水的心里，也是阳光闪烁。

由高邮引起的话题，他兴致渐浓，还因为他与在高邮寓居20年的文化奇人熊纬书在旧中国的国史馆同事了两年多，有一段惺惺惜惺惺的交往，让朱先生难忘。朱季海是以简任的协修身份在国史馆工作的，原先可以担当更高的职责，但是有人说他天马行空，难以驾驭，只好作协修用。熊纬书比他年长两岁，一个光头的汉子，人正派，待人有礼，很能做事。本来进国史馆要国立大学毕业、担当教授六年以上的人员。朱季海与熊纬书都是破格录用的人才。1947年正式开馆以后，名人荟萃，群贤毕至，但也有滥竽充数，有人连古文也读不通，也能编国史？！朱、熊两位先生属于能干事、会干事的人，背后也有些议论。熊先生性格内敛，朱先生心直口快，甚至画过一张许多臭皮鞋的漫画挂在办公室前栏杆上，嘲笑那些无德无才的人。因此，有人说朱先生狂放、傲慢。朱先生说，我与熊兄待人真诚，对上司对工友都是尊重的。有些活动后用餐，从中央饭店吃到六华居，朱熊两人常常是酒酣话多，结为良友。他们也都赏识一位唯一的女编修，那是四川的黄稚荃。从国史馆分手以后，再也没有见到过熊纬书，1983年高邮行，也错失了重逢机会。

最让朱季海这位94岁老人动感情的是，熊纬书在高邮乡间的贬谪居所、于1971年4月20日夜撰写《师友篇》时写道：“昂藏朱季海，佯狂实可哀；与吾同著史，高踞旧兰台；兰台多名宿，视之为草菜。”熊先生在诗中提到章太炎先生得到朱季海这弟子后，“衣钵尽相付，峥嵘迈等侪”，还提到朱先生对熊先生诗的赞许，熊有如听到惊雷，让人振奋。虽多年未遇，仍然关注朱先生的行踪、生计，为朱先生“卖稿为生资，时复断晨炊”、“著述俱等身，常恐化尘埃”担忧。身居逆境的熊纬书依然念叨的是：“传经事今杳，康成安在哉！君况今如何？空念虎丘梅；白鸥孰能驯，苍茫没烟湄。君在苏与锡，我居扬与淮，大江一叶渡，人事每相违；会当逢白首，论文重把杯。”朱季海听我们读熊先生的诗，不胜感叹，多难得一位好人啊。多好的高邮人，能把熊兄38年前诗笺带给我。

中午，我请朱先生到酒馆用餐。他一口应允。从选定松鹤楼到点松鼠桂鱼、盐水河虾、东坡肉，以至饮红酒加饮料，都是由朱先生亲自敲定，亲切平和的气氛让服务员也笑了。看到我们这些高邮人，他并不是只吃两个点心当餐的怪人。只是他讲到用中药治好自己白内障、批评鲁迅对中医不公平的态度、与蒋经国同学以及王氏纪念馆的发展、高邮湖周边的生态环境，等等，他那敏锐的思维，直率的评品，包括对我们知识贫乏的责怪，往往“咄咄逼人”，令人敬重和钦佩。

午饭后，我拎着两盒高邮鸭蛋送他到家门口：清洲观前一号。他与我们道别后，就关上了大门。他的家是不会让外人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