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读《高邮地名史话》，首篇《高邮建置沿革与历代治所》提及了三国人蒋济，并认为蒋济是高邮人。笔者以为此论不确，应予纠正。兹引原文于次：

三国（公元220至265年）时，（高邮）属扬州，初属魏后属吴，仍在广陵郡。当时高邮叫什么？查清代嘉庆《高邮州志?列传》其“传记” 第一篇为三国的蒋济，“字子通，平阿人”。其人为扬州五士之一，“仕郡计、吏州别驾”，但很有建树，后为曹操重臣，官至丹阳太守、丞相等。高邮临泽镇建有蒋王庙，就是纪念三国时高邮人蒋济的。可见，三国时高邮仍为“平阿”。

蒋济其人，三国时期魏国的重臣，历仕曹操、曹丕、曹、曹芳，官至太尉。

关于蒋济的故里，《三国志·魏书十四》记载：“蒋济字子通，楚国平阿人也。”三国时期，汉末十三州曹魏独得八州，扬州、荆州和凉州三州，魏与吴、蜀分占。其中，魏、吴分得的扬州部分各置扬州，魏国扬州的治所在寿春（今安徽寿县），吴国扬州的治所在建业(今江苏南京市)。魏国控制的扬州，主体在安徽淮河以南的皖中地区。扬州领有淮南、庐江、安丰和弋阳四个郡，平阿是淮南郡治下的一个县，在郡境的北端。按谭其骧教授著《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三册[魏景元三年（262年）]，在兖州、豫州、扬州[7－8幅]，平阿隶属于扬州之淮南郡，位于今天安徽之怀远县境。很清楚，蒋济，平阿人，应该是今天的安徽怀远人。

怀远新闻网、蚌埠政府网、安徽文化网等都有关于蒋济是怀远人的文字。安徽文化网称：“蒋济，字子通，怀远平阿（今孔岗）人。他博学多才，善于谋略，是曹魏四代辅臣。”

徐州是三国时魏国完全占有的州，广陵郡和下邳郡在州境的最南部，分列东西两边，和吴国的扬州相接。广陵郡的治所在今天的淮阴市区西南面不远，高邮是广陵郡治下的一个县。《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三册[魏景元三年（262年）]，魏国之青州、徐州[9－10页]，清楚地标出了高邮县，隶属徐州之广陵郡，其位置在今天的高邮境，位于吴、魏疆界的北侧。显而易见，在三国时期，高邮的名称就是高邮，而不是平阿。扬州淮南郡之平阿和徐州广陵郡之高邮，是两个同期并存但又完全不同的地域单元。高邮既非平阿，蒋济自然也就不是高邮人。笔者查阅了1990年版的《高邮县志》，在《人物·人物传略》栏目并未收入蒋济。

应该指出的是，历史上的扬州和今天的扬州不完全是一回事。蒋济为“扬州五士之一”，这个扬州是三国时的扬州，不是广陵，也不领有广陵郡。在淮南郡和广陵郡中间，还隔着一个下邳郡，两地无论是行政隶属还是空间关系，都可以说是风马牛不相及。隋唐之后，扬州和广陵渐渐合二为一，这是后话。不了解区域历史变迁的人，常常将今论古，弄出张冠李戴的事情。

我们可以说蒋济是三国时期扬州人，扬州淮南郡之平阿县人，这符合当时的实际。但是，如果认为这一时期扬州就是广陵，平阿就是高邮，蒋济就是扬州高邮人，就错得有点离奇了。《三国志》说蒋济是楚国平阿人，另一段文字也可以佐证蒋济的乡里，“胡质字文德，楚国寿春人也。少与蒋济、朱绩俱知名于江、淮间，仕州郡”。寿春（寿县）与平阿之间，不过是百十里的路程，且有淮河水路相通，两地处在一个郡国（楚国）之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而寿春与高邮之间，直线距离也在500里开外，两地怎么可能处在一个郡国之内呢？况且，高邮地境历来属于吴国、广陵郡统辖，与楚国素不搭边，与蒋济同时代的建安七子之陈琳，《三国志》便称其为“广陵陈琳”，而不是楚国陈琳。

至于前文说“高邮临泽镇建有蒋王庙，就是纪念三国时高邮人蒋济的”，并依此论定蒋济是高邮人氏，其实是经不起推敲的。首先，蒋王庙并非高邮临泽一家，南京东郊紫金山北麓也有蒋王庙，供奉的是东汉末年秣陵(今南京)县尉蒋子文。天下的蒋姓名人多了，临泽蒋王庙供奉的一定是蒋济吗？其次，即便供奉的确实是蒋济本人，也不能说明蒋济是高邮人。一个人真正心怀苍生、造福地方，得到百姓的衷心爱戴，人们在其身后建庙祭祀，往往并不关心其乡里出身。正如不能因为成都有个武侯祠，就认为诸葛亮是成都人。同样，不能因为高邮临泽镇有个蒋王庙，就认为蒋济是高邮人。

中国的方志肇始于隋唐，兴盛于明清，也就是说，历代方志编纂者对于隋唐以前历史的了解，并不比我们当代强。根据笔者的了解，高邮现存最早的方志为明隆庆《高邮州志》，刻印于隆庆六年（1572年），这个年代距离三国时期已经很久远了。况且，主政者和修志者自身的素养和视野，也限制着方志的可靠性。尤其是明清两代的方志，对于其比较前代追记的部分，充其量只能算作是二手的资料，绝不可作为信史使用的。

把蒋济附会为高邮人，并将平阿与高邮混为一谈，是嘉庆《高邮州志·列传》的一大谬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