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人到底具有怎样的秉性，不用说外地人，就是地地道道的上海人也可能说不清自己到底是怎样一种人。但是上海人的精明，倒是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

我有不少亲戚在上海，亲戚间常有走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走动得更多一些。每次妈去上海，都是提前个把月就准备了，鸡蛋呀，香油呀，老鸡老鸭呀，鼓鼓囊囊一大堆。回来呢，往往是几块瘦瘦薄薄的“洋碱”，几盒“洋火”，还有半斤把“洋糖”（奶糖），缩在提篮、藤篓或帆布包的一角。“浓缩的都是精华”。人家上海人说了，“你们苏北人带的都是家里养的田里长的，不值钱”。还真说对了，那时，农产品还不是商品，你说值钱吗？上海亲戚到江北来，往往也是用缩在包里的一角，换走鼓鼓囊囊的一堆。但江北人高兴，江北人总以为自己给出的东西不值钱，上海人回的或者带来的那些洋东西很值钱。

这不能怪人家上海人，那时候人们就是这么想的。

1987年夏天我去上海表哥家度假，那时上海正时兴外烟，我带的是大重九，表哥给我抽的“大前门”。我看到，表哥家客厅老爷柜上放着一包外壳上满是洋文的香烟，表哥告诉我那叫“万宝路”，在上海很“吃介“。我也很想抽一支，但表哥始终没有掏出一支。几天里我一直注意观察那包“万宝路”。发现每天早晨表哥外出的时候，总是将“万宝路”揣在涤纶上衣口袋里，透明的涤纶让人老远就看到“万宝路”。晚上回家的时候，又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万宝路”，放在老爷柜上。这样一放一揣若干次，直到我离开上海，那包烟也没有抽完。

我没有与表哥探讨过这个问题。我猜想，表哥一定是想以此证明自己是时尚的，是有身份的。如果那样一包入时的香烟在家里抽了，而外出的时候带上一包“大前门”或者“劳动”，那多塌台呀。

我曾经把这事讲给常与上海人打交道的朋友听，朋友说我少见多怪。他说，上海人一般兜里都揣档次不同的两种烟，好的谈生意敬朋友，丑的自己抽。如果我们身边有人如此这般，一定会被人笑话。

1997年陪一位学生到上海请客，来的客人都是有世面的。吃完后，我和学生起身将走，而就是那些有世面的人，却让小姐将吃剩的菜打包，一人分了一包带走了。我当时很不以为然，我对学生说，这些人都是西装革履，怎么会做出这种事。学生说，上海人就是这样，他们认为自己花钱买的菜，吃不完就应该带走。打包，就是那次在上海见识的。直到现在，打包在我们的生活中还没有成为习惯，即使打了也是羞羞答答的。

上海人吃螃蟹更是传为佳话。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上海人的收入也不高，买螃蟹也就一次买三五只，买回去先是清蒸，然后是很细腻地打理。他们吃螃蟹有一套专门的工具，镊子，锥子，锤子，砧子，一应俱全，很有章法地解剖，决不比外科医生逊色。想想这个过程是多么美妙啊，即使不吃螃蟹，单是这过程也是一种享受。等到黄、肉、油全部掏光后，再用壳烧菜汤，可以说是充分利用了。这只是耳闻，没有目睹，说得难免不到位。但绝对不像我们三下五除二地大加咀嚼，得其肉而不知其味。

上海人正是因为精明，把个小小的棚户安排得井井有条，体体面面的串行于万国建筑里。正因为精明，把一个个哪怕很小的产品做得漂漂亮亮的，上海货曾经风靡全国。也正因为精明，成全了自己，也成全了别人。苏南一带的乡镇企业大都得益于上海人，上世纪八十年代，国企改革，职工的待遇上不来，于是，上海就帮助周边地区搞企业，把资金、物资计划、人才拨拉点过去，利润分成，体外循环，上海人的收入高了，苏南乡镇企业也如雨后春笋般生长起来。

精明用在上海人身上，不管是褒义还是贬义，都无碍大方。精明得体面，精明得精致，精明得成功，精明得利己而不损人，难道不值得我们学习吗。

精明总比穷大方好，总比常缴学费好，总比自作聪明好，总比损人而不利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