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和他是发小，玩伴。有时候是我们玩，他伴着。

他的特点是“坐得住”，读书的料子。他的父亲独具慧眼，在三个孩子中对他重点培养。当时我们觉得他父亲不可理喻，后来恢复高考，我们又对他父亲的先见之明佩服得五体投地。

他父亲与我母亲是同事，都是公社革委会的干部。我在这里的乡下生活过，10岁才进城读书，每到放暑假，迫不及待往家赶，回到外婆、母亲身边，马放南山，心都野了。他和其他干部的孩子也下乡看父亲，母亲们的意思，乡下凉爽，刚好可以消暑歇夏，也让当妈的清静一阵子。他父亲却不合时宜地逮住机会，把他捺在办公室里读书。

几名干部包括我母亲忍无可忍，过去责备他父亲让孩子蹲在家里，“蹲霉了”。他父亲可以不理孩子，大人的面子总要给的，有时也让他跟“大部队”会合。

可气的是，即使是会合，也经常会而不合。不知是他父亲还是他自己的主意，他总带一本书，遇上他玩不来的事——比如，爬到公社会堂的梁上，代燕子给它的孩子喂虫子、喂水；把人武部的枪拖出来，瞄狗、瞄鸡，幻想着弄颗实弹来试试——便不参与，坐在印有语录的巨大照壁下读书，偶尔抬头插一句嘴，表明他也在玩儿。我们都痛恨他那个“万恶”的父亲，把他弄成个书呆子。

恢复高考那年我们上高一，第二年仓促应考，除几个天资特别聪颖的，多数同学名落孙山。不用怀疑，他属于少数派。那时读书的最高境界是出国留学（现在似乎还是），他一直读到美国，在美国定居。

圣诞节前后，我会收到寄自美国伊利诺伊州的贺卡，我因为英文不行，只收不回。6年后，他父亲告诉我们，他将回家探亲。这个消息让同学们兴奋不已，张罗着接待他，除了本城同学，近的扬州、镇江，远一点的南京都联系了，上百人的欢迎会，隆重热烈。他则如惊鸿一瞥，回来就走。

2010年，他老父生病，他姊妹几次见到我都说他即将回家探望，直到他母亲突发脑溢血，他才第一时间赶回来。父亲、母亲住在一家医院，都有生命危险，他的痛苦可想而知。在二老看似稳定一些后，他飞回美国。没想到没过几天，母亲先去了，他回来当孝子；母亲丧事料理完，飞美国的飞机刚停稳，父亲也走了，他又赶着回来当孝子。再次送走他，我们心里怅怅的。以后要见他，怕要去美国了。

4月中旬的一天，我接到他的电话，说已到家，要约几个朋友聚聚。这次回家，离他父母去世还不到一年。我们见面，吃饭聊天。问他这次为何这样快，他说清明节刚过，他是给父母扫墓的。我恍然大悟。

“以后我要每年回家一趟了。至少。”他说。

我想，他就是一只风筝，飞得再高，风筝的线也有父亲母亲攥着；父母没了，他终于没飞走，线仍然有父亲母亲攥着，不是用手，是他们的魂。

（二）

兄弟两个，在村里是人尖子。老大考上南航，毕业分配在熊猫集团，与家在广州的大学女同学恋爱结婚。不知什么机缘，双双跑到东莞开厂，生产沙滩用的遮阳伞、野炊时烤肉的炉子，几十个品种，卖给外国人；老二学习上差点儿，跟供销社的人跑兴化城练摊儿卖布，都是陈年料子，还有边角料，报酬是没卖完的布。他让老娘把碎料子拼成整幅的，卖给镇上人家作窗帘。后到广东投奔哥哥嫂子，他不在厂里干，怕碍事，继续卖窗帘。老大提携老二的生意不说，又买了两套别墅，一家一套，挨一块儿，宽敞着呢。

哥俩儿跟我有“瓜搭子”亲。“一代亲，二代表，三代了。”我们两家的亲戚关系在三代以后了。又因为老大比我小五六岁，我离开村子早，跟他俩几乎没有交集。俩人也不是这个故事的主角，主角是他们的父亲——我的远房表叔。

表叔是个地道的农民，脑子活，他的儿子得自他的遗传。除了一年两季种稻种麦，高级的是把十边隙地利用得充分合理，家里就短不了花生、蚕豆、蒜苗、韭菜。最绝是在公共河道里捉鱼，钓、叉、焐枞、拖泥网，冬日穿着皮衣下水摸……大人小孩儿遇上都停了步子，看西洋镜一般看他，等着喝一声彩。

他饭量大，平时都“收”着吃，一顿只吃一“三红碗”。他喜欢吃饭的时候串门儿，跟人聊天儿。堆上一碗米饭，走到哪一家，见这家人正吃饭，拖过一条凳子跟人聊。主人家的桌上有螺蛳、苋菜秸，他不搛，只说话。到人家大人开始收拾碗筷，孩子最后一口饭含在嘴里了，他拉开架势挖饭，孩子把饭咽下肚，他的碗也空了。这也算一绝，不是吃，是倒，村里人叫他“直喉咙”。看他吃完饭以后的神色，只有当今一个热词可以形容：幸福。

表叔不是天生喜欢种地，他坚信一句话：“农业是根本。”他鼓励小的们出去闯荡，但不许忘了根本。他从小的们会拿筷子起就教他们拿农具，一年级就开始“半工半读”,老大老二的农活使得，那叫一个溜！他跟我母亲说：“老姐姐呀，小的们哪能挣那么多钱那！我不怕说不顺的话，我当它是个梦，梦醒了，一家子还在一起种地，有地就饿不着！”

从镇子到村子，由西而东有一条两公里的土路，路中央撒了些砂石，晴天硌脚，雨天泥泞。哥俩儿想回报家乡，铺一条水泥路。表叔很支持，问老大：“路顶到哪儿？”老大说，到村子最东边那一家。表叔半天不吱声，老大看出父亲有意见，请他拿主意。表叔说：“也好，你就管这一段。”

开工的时候，表叔也过来打杂。路铺好，他自己开拖拉机，运来砖头，顺着水泥路的顶头继续往东铺。老大问他何不早说，说了他一起带下。他说：“你是为村里人铺的，我是为家里人铺的。两码事，各归各。”他把路延伸到自家责任田边上。

表叔开始显老，小的们轮番劝他搬去广州。老伴两头颠，一年倒有半年在小的们那边，小的们也有“小的们”，孙儿孙女对他诱惑很大。他架不住劝，决定过去住，前提是一年回家一趟，抽得出空的都要回来。

表叔第一次衣锦还乡是那年秋天，他带回一个庞大的“代表团”。回来不是玩儿，跟他一起割稻子。他把他家的责任田托付给乡亲照应，到秋收的时候以这种方式“宣示主权”，再次郑重告诉小的们，他们是农民的后代，莫忘根本。

如今，表叔老了，不再每年回家。责任田被挖去做了鱼塘，还剩了一小块，四分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