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噼啪、噼啪……”，六十年代一个大年初一的清晨，我被一阵阵鞭炮声惊醒了，赶快先伸手到枕边，摸到了压岁钱的红包、水果糖、云片糕，我会心地笑了。立即起床，穿上放在床头的妈妈昨晚亲手缝制的一套蓝色咔叽新装，左看右看心满意足。大人房门关着，我轻手轻脚走向老爷柜上的青花瓷罐，罐内的瓜子还是热的，那是妈妈深夜刚炒的。抓一把葵花籽放在右口袋里，抓一把蚕豆放在左口袋，花生、爆米花把上衣、裤子口袋装得满满的，径直去文化站与同学相会。街头上，做糖人的，吹棉花糖的，打红蛋的；广场上，踩高跷的，打腰鼓的，跳狮子的，玩荡湖船的，古镇春意盎然，喜气洋洋，鞭炮声响彻天空，红纸屑从空中飘落下来，大街上像是铺上了红地毯。

那几年春节初一，我们几个同学都会集中在一起，进行我们特有的文化活动方式——评点各家各户的门对子（即春联）。小龚、大马等几个“小学究”走街串巷，一边吃着瓜子，瓜子壳跟着我们后面走，一边挨着看这家、那家的门对子。春联的内容如何，诗意如何，字写得好丑，是谁写的，是隶书还是行书，书法水平如何，我们一一地评论一番。小龚家大门上的对联是用红广告色在厚厚的白纸上刷好后，再用上好墨汁写成的，底色鲜红厚重，墨迹发亮，在古镇上千对春联中独树一“副”。几十年过去了，那红色的春联至今还浮现眼前。一条条街巷，一副副春联，瓜子吃完了，大家的口袋都是空空的。几百副春联读完了，我们好似读了一本厚厚的书。大年初二、初三过去了，家里的瓜子也吃得差不多了，那青花瓷罐我妈只好藏起来，我到处找，找到便是一把一把地把瓜子往口袋里装，慌慌张张把瓜子撒满一地。

那个年代，没有“麦当劳”、“肯德基”，我们有瓜子吃，便是天上人间了。一次，在中街小龚家的院子里，小龚、大马和我三人围坐在小桌旁，各平分得一摊瓜子，进行吃瓜子比赛，我得了第一，因为我只把瓜子壳吐掉，瓜仁含在嘴里，哈哈，我喜欢吃瓜子。每次到离镇五里路的川青供销社看爸爸，我便会在镇上那总是驼着腰、在小孩中知名度最高的卖瓜子的陆本章爷爷那里买一分钱瓜子，一分钱一勺子。跑五里路很远很枯燥只有瓜子伴我行，瓜子捧在手上，跑几步吃一颗瓜子，走一道弯吃两颗瓜子，过一座桥，吃三颗瓜子，到了供销社瓜子也正好吃完了，我也见到了站在柜台里正朝着我微笑的父亲。

那个年代的夏天，番瓜是我们家的一道常菜。吸引我们眼球的不是番瓜，而是番瓜子，白天妈妈把瓜子洗净晒干，晚上就放在锅里炒，黄黄的瓜子壳泛着金光，瓜子仁又鲜又香，一边乘凉一边嗑瓜子，快活似神仙。爸爸在农村工作，总是带回又大又甜的西瓜，西瓜子是我们锁定的目标。西瓜子小，有许多人不会吃，我吐的瓜子壳是整的，吃的瓜子仁是全的。我们家从妈开始就喜欢吃瓜子，妈做一天缝纫下来，总喜欢先嗑几颗瓜子。我们弟兄姊妹抽烟好酒的不多，喜欢瓜子的多，逢年过节，家里大事小事碰头，总是瓜子向前，这边谈新女婿，那边谈娶媳妇，瓜子一嗑，全家乐融融。

如今，我们三口之家备有各种瓜子，备有各样口味的瓜子，一种吃完了，会到超市补上，看电视吃瓜子悠哉悠哉，我也会在办公室里放一些瓜子，特别构思一件作品，策划一个活动，决策一些事情总欢喜边嗑瓜子，边沉思，瓜子出智慧，出灵感、出创意。一些朋友接待我都会事先准备三四样瓜子，相约一起看晚会，总有朋友记住带瓜子，边听扬剧或者淮剧边嗑瓜子，才能听出门道，进入戏境，朋友大凡也记得我的“名言”：送我烟酒不如送我瓜子。我吃瓜子时吐出的瓜子壳会沾在一起挂在嘴边，那是一种技巧，有时吃瓜子吐得整个上衣都是瓜子壳，那是一种放松，那才叫吃瓜子。吃瓜子，加上一杯清茶，一段《枉凝眉》，会是瓜子不醉人，人自醉，你会神思飘忽，云里雾里，你会看到绿水青山，会有鸟语花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