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屋居住条件很艰苦，老爸却在连年超支的情况下买回一台“向阳”牌收音机，当时人们都喜欢用“东”、“阳”等时髦词起名，连收音机都起名叫“向阳”的。黑壳，长长方方的，套一个牛皮套可以背着。收音机是老爸买的，但听得最多的还是我们兄妹仨，每天晚上，厨房后面的坯间里就传出刘兰芳洪钟般的声音：“金沙滩一战，大郎替了赵王死，二郎力挺千斤闸替了赵德芳，三郎马踏如泥，两狼山一战老令公杨继业撞死李陵碑，七郎被老贼潘仁美百尺高杆乱箭穿心，一百单三箭，七十二根透前胸……”评书大家听，收音机却放在我的床头，听完评书，我可以调出歌来听，苏小明的歌声常在耳边回荡：“军港的夜啊，静悄悄，海浪把战舰轻轻地摇……”听着听着就进入梦乡，老爸走进坯间来，关收音机，给我们掖背角。夏夜，我们一边乘凉，一边听袁阔成的评书《林海雪原》，收音机捧在我手上，四周松松散散地围着一群小伙伴，青蛙在水田里呱呱叫，萤火虫在菜地里轻轻飞。

砌了新房之后，收音机在我手上也差不多玩散了，家里又添了电视机。第一台电视机是“飞跃”牌的，在这台电视机搬回家之前，我们都是到村会堂看电视，《加里森敢死队》、《血疑》每节必看，还看中国女排打排球，郎平的铁拳每扣一球会堂里就会响起一阵热烈的掌声。老爸舍不得让我们天天朝会堂跑，就搬回来一台14英寸的黑白电视机，从此，我们就天天在家看了，吃晚饭，看“新闻联播”，尽管屏幕雪花飘飘，图象有时还有点变形，但罗京、邢质斌洪亮的声音一直回响在耳边。到了暑假、寒假，电视机就一直亮到深夜，兄妹仨抢着咯哒咯哒地调台，等到每个台基本上都“再见”了，我们才依依不舍地关机休息。到了除夕，那肯定要围着电视机看完春节联欢晚会的。秃头陈佩斯哆哆嗦嗦地吃面条，费翔边跳边唱《冬天里的一把火》……晚会场景历历在目。“飞跃”是放在堂屋的条台上全家人共看的，等到我们住进了楼房，楼上楼下就都有电视机了，黑白电视已经退役，换上了彩色纯平高清电视，客厅里，早看“朝闻天下”；午看“新闻三十分”；晚看“新闻联播”。进了房间，躺到床上，遥控器可为我们一直工作到十一二点。四四方方的大黑匣子已经落后了，下一步换壁挂式液晶屏幕的。

电视机不好放口袋里的，手机比电视机方便多了，不但可以打电话、发信息，还可以听音乐、看电影、玩游戏。从玩“乌龟壳”到耍“滑板”，已经换过五六部了，现在，我的口袋里有两部手机，为什么要玩两部手机，我也不知道，反正图的就是心跳。

光玩手机是不够的，得玩电脑。进城工作的第一年，我贷款买了一台计算机，并上了网，花了血本，也学了不少东西，会搜索资料了，会敲键盘了，会用普通话聊天了，学得的东西还真的上档次呢，那年的职称计算机考试我得了个全校第一；国家级普通话测试还得了个“二甲”呢。台式计算机毕竟只能固定在一处玩，不便携带。不久单位给我们配了台笔记本，嘿，这才叫爽呢，不管在哪个地方都可以上网了。我天天背着它，随时都可以打开来使用，太方便了，在班上，我用它打电子文档、做幻灯片、统计表、收发电子邮件。在家里，我用它查资料、写博客、聊天、看电影、听音乐。出差的时候，我让它陪我作伴，为我减轻工作负担，消除我旅途的劳累。最近一个半月，我参加全国班主任网络培训班，天天背着笔记本，用它在线收看了3000分钟的讲座，并实现跟专家、学者的互动交流，写了六次作业，一篇学习总结。培训期间出差在外，我带着笔记本，晚上在宾馆里完成了在线学习任务。最近工作稍微轻松了一些，我补看了电影《长江七号》、《功夫熊猫》、《赤壁》、《画皮》，眼福饱得很呢。我还学会了使用电子钱包在网上购物，在群里跟同事聊天……

过去，收音机、电视机不离边，现在，口袋里天天揣着手机，包包里背着计算机。我是机奴，幸福的机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