堂哥走了，他到那个世界去了，走得泰然。堂哥吕立松，铁面佛心，刚直过人，20多岁参加新四军，革命转折时期做过地下党。他果敢勇猛，有粗有细，北撤打游击，声东击西，出没草荡，让敌人闻风丧胆。

革命成功后，他在三垛区当过区长，作为干部交流，1951年调至六合县工作，分别在马集、东方红公社任党委书记，后来在六合县委农工部工作。因为在粮食统购统销那会儿，堂哥在一次“统一思想”大会上，为农民“种田体力消耗大，需要多吃粮”，讲了几句真话，顶了“上司”，而涉“右”。后来，上级念其母亲（即我的伯母）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未作计较。“文革”中，他被造反派放到冶山铁矿、大青山水库挂职“改造”，待遇上没有“晋级”，分房子也比别人少。

离休后，“衣锦还乡”，还是那样热情豪放，人未到声音先到，逛东家走西家，“奶奶”“大妈”喊热一庄。他逢人爽朗大笑，“少年离家太早，晚年补上嫌少；只见娃娃生脸，一庄同龄变老。”这是他对时光荏苒、岁月如梭的感叹。

堂哥爱人如己，遵纪守法，言行一致。困难时期，他省吃俭用，时而寄点粮票回来，让家人度日，弟兄四个，其他3个，包括子女仍以田为本，耕种稼禾，一个也未用“特权”在六合谋工作。

我同堂哥有一段刻骨铭心的经历。

一九四七年的一个水冷草枯的日子，一支国民党反动派还乡团来到南港河南边的管伙庄，反动头目管三兔子，把庄上分到土地的贫苦百姓集中起来，准备用杀猪桶烫死几个“农会”干部，杀一儆百。

潜伏在草荡里的堂哥接到上级命令，带着4颗手榴弹和一支“快慢机”短枪，在管伙庄附近的南港河北岸的李家圩，利用一个“顶头虎”小屋顶放炮杀威。

当时，虽敌强我弱，但是，苏北地区由于贯彻党的“分散、隐藏、夜动、快速”游击战术，新四军地下党游击战士结成的布控网络星罗棋布，心虚的敌人草木皆兵提心吊胆。见到堂哥要掼手榴弹，开枪，家住圩边的我嚷着要跟堂哥去。堂哥拉着我，不慌不忙地伏在那“丁头虎”屋顶上，以屋脊作掩体，面向隐约可见的还乡团掼了四颗手榴弹，其中有1颗没有爆炸。堂哥眼也不眨地看着那颗“哑榴”着地的准确地点。

打草必然惊蛇。港河南边绰绰黑影闻声而散，反动派听到如此炮响，又怕“老四”（新四军）上庄，一个个像没头的苍蝇，向三垛方向逃窜，贫苦农民也因此得救。过一会儿，堂哥拉着我的手径直向没有炸响的哑榴走去。我同他一道，爬进水田双脚像崴茨菇一样不停地踩动，触摸着。在那紧张而又惊恐的时刻，那颗没有炸响的手榴弹终于被我踩到了。只见堂哥十分镇静地将这颗“哑榴”轻轻地慎重地洗干净，那黄色的木柄上还拖着已经断了的引线，他慎重地将其理顺，把哑榴灌进腰间存放手榴弹的黄色弹袋中。

回家后，堂哥给我几颗铜炮管子（子弹壳），并向我交待，有关同他找“哑榴”的事不准对别人讲。

堂哥“排哑榴”，留给我的是一笔终生受用不完的宝贵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