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产承包即家庭联户承包责任制，就是改由人民公社大集体下的大呼隆出工、大锅饭分配体制为在集体统一规划、统一布局、统一品种的前提下，以家庭为单位联系产量实行奖赔的一种劳动记酬方式。它的形式主要有统一经营，专业承包，联产计酬；统一经营，联产到劳；几统一下的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或大包干等四种。上述情况放在改革开放、市场经济体制日臻完善的今天已不足稀奇，可发生在近30年前的年代，可是大忌，被视为“复辟资本主义”，“辛辛辛苦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当年，正是有着一批县、公社、生产大队的领导，在高邮这块土地上演绎着一场联产承包的大戏。

艰难的抉择

城东公社（原武安乡前身）地处城郊，生产条件好，但农民的生活一直富裕不起来，“辛辛苦苦干一天，结果只落一包烟”（意即一角多钱）。这一难题一直困扰着聪明且富有经济头脑的公社党委书记，他百思不得其解。大胆地往深处想，“生产关系已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此时是1978年底，从与高邮毗邻的安徽省天长县悄悄地传来了大包干的消息，本公社凤凰、勤王等四个大队五个生产队试行分组联产计酬的事实也告诉他，联产承包完全可以试一试。在没有任何上级的指示下，他和几位副书记商量，决定将分组联产计酬扩大到40个生产队，占全公社生产队总数的四分之一不到。结果1979年底大出所料，联产计酬的40个生产队与未联产的140个生产队相比：粮食多增5.9%，集体收入多增4%，人均分配收入多增12元。虽是12元，但在那经济匮乏的年代是多么弥足珍贵啊！40个生产队的变化增强了这位书记大搞联产承包的信心，1980年春公社党委决定将联产计酬扩大到98个生产队，占全公社生产队总数的一半以上。这一来，惊动了上面。扬州地委主要领导来了，听了以后非常感冒，不能搞，要下马，这位公社书记骄傲，别出新裁！地区行政公署有一位领导，从地区农委带来一帮人马，重新核实数字……一时让主政城东公社的地方官们感到为难。公社党委书记却心中有底，他不慌不忙，继续坚持，结果扩大试点的98个生产队尽管遇到频繁的自然灾害，但仍增产增收增分配。1981年春，在1979年试点、1980年扩大到一半生产队的基础上，城东公社总结了“农副工，粮棉油，产工本，收支分”的12个字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完善办法，将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要求、内容和方法，全面规划，一次落实。这一年春天，扬州地委一位主管农村工作的副书记带来工作组，听了以后大感兴趣。加之，在安徽主政工作的省委书记万里调任国务院副总理，主管全国农村工作，这一位从大包干发源地上去的领袖从上面主张放一放，才带来了联产承包的春天。四月份，扬州地委在高邮召开公社党委书记会议，正式推广城东经验。会后，城东经验很快传遍扬州大地，这个公社党委书记背着上级搞联产承包的故事一时也成为美谈。

谨慎的调研

高邮的联产承包由下面偷偷地搞到后来的大面积推开，历经四年。四年中能得以发展，且较为健康，得益于两位关键人，那就是时任县委书记的查长银和县长任金富。1980年初，他们对高邮大地上出现的联产承包，在周边没有先例、扬州地委领导又批评要纠错的情况下，对社、队领导没有横加指责，也没有急于推广，而是遵循毛泽东主席倡导的老传统办法，下基层调查研究，听取农民和基层干部的真实想法。查书记在三垛公社茆吴大队蹲点，农民反映“太阳落了山，会计下田记名单，不问完成好与丑，男女一律八分三”；“辛辛苦苦忙一天，最后落一包‘大铁桥’烟”（每包0.14元）。农民的顺口溜和茆吴大队的现实告诉查书记联产承包方向不错。

县长任金富则带领由县委办公室、县农委、临城片负责人组成的工作组，对城东公社调查了20多天。他们根据城东的实际，在大方向不变的情况下，帮助研究，及时提供了大忙中解决“几争”（争水、争机器、争圩口）等问题的思路，使联产承包责任制得以进一步完善。对个别地方出现的大包干，查书记、任县长也是谨慎对待，能试先试。1980年秋季，马棚公社扬沟王队劳力少，人心乱，60多亩杂交稻没人收割，麦子种不下去。支部书记郭连兴把稻分到劳力割，麦田划给各户种。后来学习外地做法，干脆搞起了大包干，定承包户、定产量、定土地、定上交。群众总结为三句话：交足国家的，留足集体的，余下都是自己的。当年夏季三麦丰收，增产1.3万斤，减少开支5100元，达上年一半还多。要不要继续搞下去，一位副县长去看了以后，认为坚决不能玩，纠回来；另一位副县长看了以后则认为可以试，搞得党委书记无所适从。一天大早，这位书记找到任县长汇报，任县长早饭后叫上我（时任县政府办秘书）和他一起去扬沟五队，调查了半天，下午又议了半天，连晚我们写了一篇调查报告。任县长亲自加了按语：“建议以《高邮情况》（内参）发各片工作组长、公社党委书记阅，凡同类情况的地区可试一试。”这样，马棚公社的党委书记才有信心继续搞下去。

最近，我查阅了有关资料：1980年县、社两级共组织186人，搞联产承包试点31个大队，249个生产队。四月份开始，全县参加调查的大队支部书记以上干部有1915人，其中县委常委、副县长、各片工作组组长13人，公社党委正副书记73人，公社管委会副主任128人，写出调查报告43篇。联产承包给高邮带来了一笔十分宝贵的精神财富。

基层的渴望

其实，就在城东公社试行联产承包、马棚公社扬沟五队搞大包干的同时，在高邮广袤的大地上，从天山脚下到芦苇荡边，从子婴河畔到盐邵河旁，从1979年起一股联产承包的暖流正在涌动：

伯勤公社4300亩后作稻，包产到户122个生产队，占73%；

川青公社扩大承包段，明确专业活：在“四夏”中，翻塘、下肥、做埂、平田、割麦、挑把等6种农活实行承包到劳，育秧、场头管理等农活实行专业承包；

东风公社实行五个结合，明确责任田；

一沟公社红桥大队庄东生产队“四夏”中小段包改为大段包，收栽管任务一次落实到户到劳。

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农民和广大基层干部才是改变生产关系、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真正主人。1981年10月，县委适时召开三级干部大会，推广城东公社联产到劳的做法。同时，周山、甘垛、菱塘、车逻、界首、八桥中桥等公社党委和大队的书记们，均从各个不同的角度介绍了多形式联产承包的做法，此举足以证明，他们也早已行动了。

作为当年组织大会发言材料的我，最近走进市档案局在周成局长的帮助下，查找到了目录号“81”卷号“609”的卷宗，一篇篇介绍材料，纸张虽已发黄，当年的笔迹犹在。我又一次置身于联产承包的热潮之中，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高邮的联产承包值得回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