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段时间，我一直吟诵刘禹锡的《陋室铭》，有时做梦都想到它。此前，读过几遍。始终坚信作者安贫乐道、不慕荣利，始终坚信他厌弃官场生活，不愿与世俗同流合污，始终坚信他梦想着一种闲云野鹤、悠闲自得的田园生活，然而我错了，我彻底误读“陋室”中的他。

尽管他向往着“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的清幽环境，尽管他谈笑的都是有博学的人、交往的也没有碌碌无为之辈，尽管他可以悠闲地“调素琴”、“阅金经”，尽管他没有缠身的公务、奏乐的声音，但依旧掩盖不住他昂扬的斗志和进取的精神。他知道，自己是一只仙鹤，既然是仙鹤，就应该鹤飞冲天、搏击长空，就应该扶摇直上、遨游万里。“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秋词》）我们有理由相信，暂时的挫折，甚至更为漫长的贬谪，都不会更改他的理想与信念。他深信不疑，“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酬乐天咏老见示》），他知道，“东隅有失谁能免，北叟之言岂便诬？振臂犹堪呼一掷，争知掌下不成卢！”（《乐天寄重和“晚达冬青”一篇因成再答》）

他不是一个善于吸取教训、轻易屈服的人，他知道，无谓的妥协有时就是一种软弱，甚至是一种人格的缺失。只要认准的路，他就会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哪怕丢掉“乌纱帽”，也在所不惜；哪怕贬谪到荒无人烟的偏僻之地，也会高昂着脑袋，决不低头，决不屈服，就像一只踽踽独行的犟龟，因为他确信，只要上路，就会遇到隆重的庆典。

按理说，经过二十三年、两度贬谪的他只要有机会回京，就会双手作揖，朝着主子的方向谢主隆恩。可他呢，没有过分的欣喜，而是淡定自若，潇洒自如。即便看到白居易所写《醉赠刘二十八使君》：“为我引杯添酒饮，与君把箸击盘歌。诗称国手徒为尔，命压人头不奈何。举眼风光长寂寞，满朝官职独蹉跎。亦知合被才名折，二十三年折太多。”尽管他清楚这是好友对自己不幸遭遇的无限同情。

料想当时他有所感触，要不我们怎会读到酣畅淋淳的《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在我看来，这与其说是酬谢之作，还不如说是他的人生宣言。虽然诗中有对自己长期被贬的不幸遭遇的不平和愤懑，但更多的是以“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的宽广眼界和豪迈气概，一洗“怀旧空吟闻笛赋，到乡翻似烂柯人”的酸楚与无奈，他着力抒写自己放眼未来、昂扬勃发的进取精神和始终不衰、坚忍不拔的顽强斗志，从而表现出超凡脱俗的人格意志和由此孕育而生的精神魅力。

有人说他是一个“不识时务”的人，不会见风使驼的人。俗话说得好，好汉不吃眼前亏，难道他就一点都不明白？被贬朗州，奉诏回京，他“不识时务”，写下一首“语涉讥刺”，令执政者不悦的诗《元和十年自朗州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哪知历尽磨难，十四年后再回长安，他依旧不减当年风采，写下一首《再游玄都观》：“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此诗一出，“权近闻者，益薄其行”，最终惨遭弃用。

他才华横溢，22岁中进士，23岁登博学宏词科，24岁登吏部取士科，三登文科，享誉京城；他官位不低，但屡遭贬谪，一度时期要贬到播州，据说播州境内土匪出没、野兽横行，去了就别想再回来。幸有御史中丞裴度为言：“播极远，猿所宅，禹锡母八十余，不能往，当与其子死诀，恐伤陛下孝治，请稍内迁。”加上好友柳宗元诚恳上书，愿以柳州对换，才幸免于难，改任连州，四年后再次谪迁夔州，担任刺史。

官场的险恶、人情的冷暖并没有浇灭他心中的战斗之火，他潇潇洒洒提起笔，对炎凉世态、坎坷仕途作出了最昂扬最诗意的回答。他用“德馨”鼓舞自己的斗志，用“苔痕”“草色”“素琴”“鸿儒”装点自己暂时清苦、寂寞的生活，用“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安慰屡受排挤的压抑。他高唱着“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他吟诵着“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他默念着“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

所以，哪怕身居陋室，他也绝不会沉沦！哪怕身居陋室，他也依旧绽放“德馨”之花！哪怕身居陋室，他也会义无反顾地高唱“何陋之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