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插队七年多，离开已逾三十年，可当年生活场景时常浮现脑际，当时不经意的，今天想来却别有含意。试记两则。

“点黄豆”是简单农活，也不费力，往往是辅助劳力去干。然而就是这个不起眼的农活，却给生产队长出过难题——题目是如何给“点黄豆”合理记工。

起初是以豆种为定额，种完一定量的豆种便记一个工，既简便又体现“按劳取酬”。记了几天发现问题了：少数社员为多用种多记工，往每穴里放的种子超出常量的数倍，甚至有成把放的，既浪费了宝贵的种子，出苗后也很难成活。于是改为以播种区段为定额，种到一定距离便记一个工。接着产生的问题是只图播种距离，不顾密植要求，每穴之间相距很大，有的甚至迈开步子往前走的。后来又试过将用种和距离结合起来的，甚至还有等黄豆出苗后视苗情记工的设想，终因难度太大，不了了之。深谙民情的生产队长明智地让步了，他知道与农民的狡黠之间的博弈，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

每每忆及这段往事，总让我迷惑不解：中国的农民历来是不惜乎出力而格外珍惜粮食、珍惜土地的，为什么点黄豆的农民为了少出力多记工，却不惜浪费种子荒废土地呢？是什么使他们异化了？合理的解释似乎应当是，当年过度集中的管理体制——“集中劳动、统一经营、平均分配”——割断了农民与土地世世代代的血肉联系，农民变成“社员”，丧失了生产经营自主权，成了旁观者；他们的付出与收获之间的因果关系已不再直接，自然对土地、种子的充分利用，对收获的期待，都不再揪心揪肺了。

那时稻、麦轮作，茬口紧，春夏之交割麦插秧特别忙，农活都靠人力，农民劳作很辛苦。插秧之前短短几天要将越冬绿肥割下、铡碎，再放水泡田沤肥，之后插秧；绿肥经高温发酵，会长久地产生很强的肥效，源源不断滋养秧苗。这是传统做法，也是成功经验。“学大寨”了，要对“传统”实行“变革”，将绿肥提前数日割了，与河泥、猪粪搅拌搪草粪，经数日发酵，插秧前再挑下田。农民不愿意，凭经验认为，提前收割减少了绿肥鲜草量，挑来挑去增加了劳动量，得不偿失；因发酵不充分而造成烧秧，也时有发生。思想不通，嘴上不说，干农活便消极怠工，人为造成一些绿肥田因赶不上农时被迫就地铡碎，而使“变革”部分流产的。

邻队劳动力少，农民更不乐意“变革”，让驻队蹲点的大队干部头疼不已。偏偏插秧之际又突患足疾，起初每日搬个凳子坐在田边监督农民割绿肥、搪草粪。数日后实在无法坚持，只得回家病休，心中仍牵记，忐忑不安。二三十天后，足疾初愈，即到田间，望着郁郁葱葱的秧苗，却比往年长势好得多，心中欣慰且诧异，便问其详。农民先笑，继而答道：原因就在足疾。干部恍然大悟：自己在家病休，农民没有束缚，自由自在，肯定把“变革”抛到一边去了。后来我们多次互相取笑：不如长年病休在家。

现在想来，当年绿肥沤制的“变革”可能符合“农艺学”原理，农民的抵制也不无小农保守和怕苦畏难，其中的进步和落后泾渭分明，然而农民内心不接受的，施行是很困难的。每听人感叹：当年农村干部吃了多少辛苦，为什么成效不大？便想起这些往事。在农民对土地失去感情，在农民对进步事物缺乏认同，如果我们再脱离实际、脱离农民，强制推行自以为是的一套，加上乱指挥、瞎指挥时，农村经济怎能不百业凋敝？在这样的背景下，干部吃苦越多，效果越差，事与愿违，适得其反。

两则往事使我联想到新农村建设也要有农民的积极性，农民是新农村建设的主体，不能让他们当旁观者，没有他们的积极性，会平添不少困难。在我们遇到困难时，要警惕是不是农民的狡黠在捉弄我们了。

自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起，农村面貌改变了，根本的在于改革了管理体制，让农民重新成为土地的主人，让农民的狡黠变成智慧。现在还有许多让我们麻烦的问题、麻烦的领域，不是也应该从管理体制改起？否则就是天天拿板凳坐在田头，再多吃苦，又有何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