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文章几乎篇篇都好，篇篇都才气，都不长，短短的，但无一不精，都有味道，格外引人注意，这样的作家相当少。

他这十年爱画画。一次，我问他，忙些什么？他说：练画，每天“糟蹋”好多纸！他的画很像他的文章，是些小画，雅气，很有品位，是典型的文人画。他的画和他的文章颇有共性，观画能咂摸出他写文章的特点，那就是说，甭管写什么，也甭管多么短，一定想办法弄出点特别的来，给人一个惊喜。

这是一种典型的文人心态，要千方百计与众不同，要发明，要创造，绝不墨守成规，绝不走老路，语不惊人誓不休。

汪先生一双眼睛非常了不起，特别有神，世上有三个人的眼睛，令我终生难忘，一是叶浅予先生的，二是姚雪垠先生的，三是汪曾祺先生的。这三位的眼睛都是炯炯有神那种，仿佛一眼便能把人看穿，厉害得不得了，我常想，正是汪先生有一对厉害的眼睛，才使他能观察入微，能在最微细的地方看出与众不同来，有别样的体验，从而落笔不凡，个个写出来都特别。

汪先生的散文非常好看，他从不说废话，上来就写事情，一件接着一件，令人目不暇接。说的全是趣闻，有时很可笑，正是在这种“型体”描写中，他活脱脱地勾画出了他要记述的那个人。读者读着读着，就看见了一个活人，一个大活人由纸上蹦下来。他写散文不爱分段，给人的感觉是，他满脑子故事，他们挤着，拥着，往外跳。他这种散文，应该叫“意识流散文”，东一榔头，西一杠子，彼此谁也不挨着谁，好像现代派油画中的那些密密麻麻的点子，莫奈式的，点得多了，便出了彩，比写实派还传神，还完整，他那一篇写沈从文先生的散文就是一篇杰作，别看它短，那里头有几十个故事啊，谁敢像他这么写？又有谁舍得这么写！

应该说，汪先生的文章很现代。

沈从文先生两个大弟子，一位叫萧乾，早一点，另一位就是汪曾祺，晚一点。其实，可以把他们三位归为一派。这一派，在三十年代，有一个名称，叫作“京派”，汪先生可能是：“京派”的最后一位，他最年轻，人虽然极为“绅士”，却偏偏眼睛向下，用一句时髦的话说，平民意识很浓，写出了不少同情贫民为穷人申冤的好作品，汪先生是“京派”文学的最后一位大师。

汪先生还有一组文章也是首屈一指的，是一大批写吃食的散文，他写得真好，其成就超过了梁实秋先生。

文人中会吃的多，会做的人本不多，我知道的，会做的有三位大将：金寄水，王世寝，汪曾祺。前两位是北京人，出身豪门上层，受环境熏陶，对食文化很有造诣。汪先生不是北京人，是高邮人，走的地方多，见多识广，积累了许多知识，又喜欢实践，有不少心得，写出来自然头头是道，精彩之至，令人佩服得五体投地。这些“食文章”是“食文化”的范文，篇篇都洋溢着标志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的那种处处有学问，处处有讲究，处处有掌故的帅劲儿。

我想起一次在聂华苓女儿家的文人聚会，汪先生手里捧着一杯酒，躲在一间小客厅里，和二位朋友边喝边聊，谈天说地。他衣着随便，坐得很舒服，两只眼闪着光，酒入肚，故事便由他嘴里源源不断地飘出来，自然，轻快，便当；日后写下来都是他的美文，这是一种汪先生的典型形象，一个可爱的和高雅的说故事者的形象。这个形象，天然的是尊雕像，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亲切而不朽，如今，到哪儿去找这和蔼可亲的天才小老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