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这篇纪念文章仅仅因为自己是个高邮人，是汪曾祺先生的同乡。我与汪曾祺只见过一面，1993年我在《钟山》供职，杂志在京召开小说发奖大会，遍邀京城小说名家在新华社礼堂聚会。这种见面或曰认识太寻常了，如果不是晚餐时与汪曾祺坐在一张席面上，有过几句对话，并因为我的一口高邮方言，引得他转头问起我家住高邮哪里，恐怕这辈子只能说我认识汪曾祺而汪曾祺未必认识我吧。

更早些时候，与汪曾祺倒是有过一次间接的联系。提供这次间接联系的人是当时在高邮供职的王干先生。1987年前后，我在泰州文化馆工作，一帮热衷于文学的青年人聚在一起，想搞一本叫做“苏中文学”的文学期刊，通过王干先生转致汪曾祺先生并请他题写刊名，汪先生当时好像主张刊名宜用“里下河文学”，后来，汪老还应邀寄来一帧刊名题签。

里下河不是一条河。里下河是一个由无数河流组成的水网地区的统称。也就是说，这一地区的河流都属于里下河，它们中绝大多数没有自己的名字。生活从来就是这样，一代代人从这个世界上离去，能留下名字的人总很少。里下河还是一些不知道流向的河流，有时，风向就是它们的流向。里下河的河流更像停泊在水洼里的水，有一个基本水位线，在这个标高上基本不流动，雨水多了，水位线提高，会漫出去一些，天旱的时候，圩子外面的水也会流进来一些。里下河的某些区域，水面高程在海平面以下。曾经有一种说法，百川归大海。还有一种说法：水往低处流。里下河的水是不会流向大海的，因为地理上的原因，从里下河流向大海有时就成了水往高处流，这不符合自然规律。

由此可见，这地方的一上一下，差别很大。上意味着外面，下意味着里面，上意味着高处，下意味着低凹，上意味着前，下意味着后，上意味着干，下意味着湿，上意味着富，下意味着贫，上意味着开放，下意味着保守。地处里下河门户的泰州，可能还是觉得“苏中”比“里下河”更符合自己的身份吧。

里下河留给我的记忆，似乎也是与低凹、潮湿、贫困、保守这样一些内容联系在一起。

当我在汪曾祺小说中读到这样的文字：“芦花才吐新穗。紫灰色的芦穗，发着银光，软软的，滑溜溜的，像一串丝线。有的地方结了蒲棒，通红的，像一枝一枝小蜡烛。青浮萍，紫浮萍。长脚蚊子，水蜘蛛。野菱角开着四瓣的小白花。惊起一只青桩（一种水鸟），擦着芦穗，扑鲁鲁鲁飞远了。”（《受戒》）我愣住了好半天。我愣住的原因不仅为了汪曾祺的美文，虽然这些文字确实美。而是我在那时想起了里下河，想起那些长满芦苇的草荡……汪曾祺笔下的景致，我见过岂止一次两次，可在阅读汪曾祺的文字前，我怎么就没觉得它这么美好呢？或者说我从来没有想到过，我的故乡在文字里可以这么美！还有，生活与文字，它们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是文字美？是里下河本身美？还是因为汪曾祺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我呆住了！

汪曾祺写家乡的文章我都读过，有的还不止读一遍两遍。汪曾祺文字里有一股水生薄荷的气息，很沁人的那种。开始并不怎么明白为何会这样？后来从他“文中半是家乡水”诗句中明白，那是里下河的气息氤氲在他的文字中罢。作为一个同乡，我读他文字时，其实也是在一遍遍读自己的记忆。读自己的记忆可以看作是一种内视。内视的“视”，想必也有角度，有感情色彩。汪曾祺的文字以及文字中弥漫的气息，不知不觉渗入我对故土的记忆。汪曾祺以他的美文濡染了我贫瘠的记忆。

不仅如此，汪曾祺的文字还似乎延长了我的生命的长度，使我似乎早生了30年。30年前的人和事，甚至河岸河床，都已天翻地覆。我记事的时候，诸如挡军楼、庙巷口这样一些街区、建筑，以及与之相关的风土人情都被拓宽的大运河挖进河床，留下的只有不知所详的地名以及“人老河宽”那句老话。汪曾祺用他记忆的锹，从湮没的河床中，将它们一锹锹挖掘出土并展现。

从这层意义上说，汪曾祺的文字让高邮人延伸了自己的记忆，延伸了自己对这片故土的认知与了解。记忆这东西，像游子的乡思，游子的梦境，将随生命的中止而消逝。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那个已经不复存在、仅保留在我们记忆中的故土，如何能够走出地方文献那样枯燥的文本？能够形象地让后人们得知呢？由于汪曾祺和他的那支如椽大笔，我的故土得已永生，在他那些织满乡情的文字中，故乡旧貌得以永存。

对于高邮人而言，汪曾祺的意义远不止于此。他还标志着一种高度。而这种高度的意义不好具体去叙说，有时近乎一种“场”，就像人们说起历史文化积淀常常要说到“人文荟萃”。人文荟萃对于一个地方的意义是不太好说的。然而，它一定有意义！历史上高邮的秦少游，就曾是一种标高的刻度。作为婉约派代表词人之一的秦少游，肯定对汪曾祺有过影响，这影响未必是直接的，未必是当事人意识到的，甚至也不体现在受影响的人读过、背下了多少秦少游的诗词。同样，汪曾祺对于今天的高邮人而言，也有着类似意义。汪曾祺生前，就人们常说高邮特产鸭蛋，笑辩说：高邮还有秦少游！汪曾祺说起秦少游，其内心恐怕还不止是“与有荣焉”，就像今天我们说起汪曾祺一样，“与有荣焉”也只是其中的一个层面。

高邮是个著名的凹地。“凹地”其实是一种无意识的意识。汪曾祺，向我们提示有一条通向外面的路。这种提示也是非常有意义的。这种意义只有高邮人才能体会到。就是说，并非有一条明晰的道路在哪里，让后来人沿着那条路径直往前走，便走出“凹地”。没有那么简单。世界上从来没有这么简单的事。没有。

汪曾祺的提示近乎暗示，但确凿存在着。如果说，这片起始遥远的“凹地”必得有一条可以走出的途径，汪曾祺则提供了这种可能性。总也走不出的凹地。总也得走。许多无奈，许多迷惘，然而，眼前忽然一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