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gā）来了！”

乡音未改，鬓毛已衰。1991年秋天，汪曾祺先生应乡人之约，第三次踏上魂牵梦绕的故乡大地。

汪老，此次回乡一个重要的活动就是为北海大酒店开业剪彩。由于工作的关系，汪老那次回乡，父亲全程接待了他。俩人刚一叙，汪老就对我父亲说，我们是邻居，小时候在家，天不亮就能听到你家杀猪时猪的叫声。也是从那时起，我听到了父亲提起了汪曾祺这三个字，没有丝毫的陌生感，就像久已相识的邻里长辈，亲切，随和，冲淡。因为邻居的缘故，我眼里有了一个邻居汪曾祺。

看到汪老的文章，总让我沉浸到这样的情境中：夏天薄暮，墙角的晚饭花开得正艳。天渐渐地黑了下来，在光影的转换中，这些花就像汪老笔下的淡墨写意，姿态横生，随风摇曳。老家四合院外高大的泡桐和榆树将月光剪得斑斑驳驳黑白交错，清风掠过，沙沙作响。偶一片落叶，静静飘下，飘进一口幽深的历史古井，飘进汪老讲的故事。天井里，长桌旁，装了一肚子的古城旧事的邻人汪曾祺，咪一口粮食白，搛两块二刀肉，就着包裹二刀肉的荷叶的清香，仔细地给我们讲着东头街上的故事。月亮慢慢地爬过印着苔痕的滴水和长满青草的屋脊，漫天飞舞的蚊虫似乎也被他故事吸引了停下来，只有门前的月塘河水哗哗东流。明海、英子、陈小手、岁寒三友、庞氏兄弟……我就在他的故事里找寻着先辈的喜怒哀乐，寻找高邮的前世今生。

我的老家也在月塘河边，与汪家是隔壁邻居。小时候住的地方叫月来堂（塘）。为啥叫月来堂（塘）的，我也不知道，只是长辈们这样叫，我也跟着这样叫了。月来堂（塘）在竺家小巷里。竺家小巷就是现在汪曾祺故居所在地。七岁前的我还在现汪曾祺故居旁边的小屋里生活过。那时候，我们一家人经常守在收音机旁，听着从收音机里传来的“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的《沙家滨》唱段。父亲在一旁，边听，边用手指轻叩着桌面。谁也没想到，这词，这韵，竟然就是隔壁老邻居所写，难怪那么亲切，那么熟悉，仿佛冥冥中的一种暗合。

竺家小巷的南面百米是一条弯弯曲曲由西向东流淌的小河，河南是一面菜地，河的北面有一条青砖铺砌的小道。小路沿河而设，随势赋形。汪曾祺小时候上学总是从这条路向东到傅公桥再到他的学校。汪老在他的文章曾经这样介绍过： “‘臭河边’是地名，自北市口至越塘一带属于‘后街’的地方都叫臭河边。有一条河，却不叫‘臭河’，我到现在还没有考查出来应该叫什么河，这一带的居民则简单地称之曰‘河’。”其实，老高邮人都把这一片地区，叫月塘河边，也叫臭河边。据老辈人说，之所以叫臭河，是因为八仙之一铁拐李成仙前又跛又拐，又瘌又脏，经常在这河里洗澡，把这条河搞得又黑又臭，后来，他成仙了，河也变清了，水变碧了，而臭河边的名字却世代相传。我的印象中，常常把铁拐李幻化成汪老形象，同样的仙风道骨，同样的点石成金，同样地把一条曾经的“臭河”变成了水气氤氲、有着独特内涵的审美圣境。

从傅公桥到汪曾祺的家，肯定得从我老家门前经过。汪老在一九九二年七月十一日写的《我的母亲》一文中这样写道：“前年我回家乡，见着一个老邻居，她记得我母亲。看见过我的母亲在花园里看花——这位邻居和我们家的花园只隔一堵短墙。我母亲叫她 ‘小新娘子’。‘小新娘子过来，给你一朵花戴。’我于是好像看见我母亲在花园里看花，并且觉得她对邻居很和善。这位小新娘已经是八十多岁的老太太了！” 这位小新娘子就是我的四曾祖母。那年汪老回家，故地重游寻访故邻。走到我老家门口时，四曾祖母见到汪老说：“汪大少爷家（gā）来了。”汪老则笑着打招呼：“小新娘子，我家（gā）来了。”时间一晃竟然已是十多年了。汪老已然仙逝，曾祖母也已离开我们多年，只是汪老的笑声还在，曾祖母的招呼还在。

前不久的中午，父亲拿出了汪老最后一次离开家乡时上车前的一张照片。照片是俯拍的，左边是一辆轿车，汪老站在轿车旁边，时任副县长的朱延庆先生、文联驻会副主席陈其昌先生和我的父亲等人分站在他的周围，形成一个弧形，一切那么自然，就像送一个准备外出小住几天的家人。

“酒酣挂帆去，珠湖云”。父亲他们没有料到，这一送，汪老就再也没有回家。历史永远地定格在那个瞬间、那个秋日的早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