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日晚，我做了个梦，梦见父亲送我上高中。醒来后一愣，父亲离开我们已经40年了，怎么做起这样的梦？可能是今天看到学校开学的缘故吧。父亲虽离开我们40年，但每当回想起与父亲在一起的往事，都历历在目。

记得我3岁时，父亲经常让我骑在他肩膀上到村西边的浴室洗澡。每当想起这件事，我就想起现在一首赞美父亲的歌：“父亲是那登天的梯，父亲是那拉车的牛……”

到我7岁时，记得父亲送我去上一年级，当时是全国三年自然灾害最困难时期，村小学校舍是生产队破旧的仓房，学校只有一年级至四年级，每个年级仅有10多名学生。上课时都是“复式”教育，一、二年级和三、四年级合一个教室。老师上课时通常是先讲高年级课，后讲低年级课，有时老师讲授高年级课本内容，虽然听不懂，但也在我们心中留下许多记忆。那时候农村学校还需要学生自带板凳桌子，我上一年级时，父亲从家里为我扛上桌子、板凳，送到一个破旧的仓房教室。临走时父亲关照我不准逃学，要认真听老师讲课，如果不听话，回来就是“一巴掌”。父亲这种简洁的教诲，虽没有过深的人生哲理，但它一直使我牢记心中。因此，我在村小学一至四年级里一直是优秀学生。

到了五年级，我就要到5里外的郭庄“完小”（即6年制小学）读书，早出晚归。为了上课不迟到，每天都要起早赶路。那时候家里没有闹钟，父亲就看太阳出来的影子叫我起床，有时阴天就看东方的亮光叫醒我。因中午在校午餐，我们都是带米到学校蒸饭，自己家中带点熟菜。记得1965年冬天，连续下了10多天大雪，家屋后的菜园被大雪覆盖，难以挖菜。父亲就把腌制的大白菜炒上一碗，让我带到学校。因腌制过的大白菜需要用水清洗，我看到父亲将一把腌制的咸白菜拿到屋后河里冲洗，父亲从河边回来，双手冻得通红，本来弯曲的咸菜变成直挺挺的菜了。父亲一边切菜，一边生火，非常麻利地把咸菜烧好，我带上热乎乎的咸菜走在上学路上，心想下次不能让父亲这样受冻，哪怕带点萝卜干或中午只吃饭不吃菜，也不能让父亲为我辛劳。

1967年“文革”开始的第二年，农村学校也停课闹革命，我小学毕业，没有地方读初中，父亲看我年小，就送我到农村“半耕半读”中学（简称农中）去读书。“文革”后的不久，上面提出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口号。把农村小学缩短为五年，初中和高中各缩短为两年。1969年我初中刚毕业，这时我的家乡有4个公社（即现在乡镇）联合创办一所2年制高中，就是在当时的高邮县吴堡初级中学基础上，创办了周山中学高中班，我有幸被推荐上了高中。

我就读的高中学校，离我家十多里，比原来读“完小”更远了。通常住校读书，每周回来一次，这也是我第一次离开父母到“外地”求学。记得我拿到高中录取通知书后，父亲与母亲商最好多天，要给我买六尺布料做新裤子，还要买个新脸盆，还要买新网兜装行李。开学的那天，父亲把我送到村东边，左关照、右叮咛，要我好好读书。15岁的我已经比较懂事，心想我已亲眼目睹了父母的辛劳程度，却不能为父母分担。如果再让父亲送我到学校，就要耽误父亲一天的“工分”钱（那时候生产队以工分多少计报酬），我就与邻村的张同学一起去学校读书。当时能上高中，在村里也算得上是“大知识分子”了。

我就读的高中学校在一个古老的农村小集镇，每旬“三、六、九”都有集市，四乡八村的农民都要来这里交换农副产品，有时我父亲来赶集，也顺便到我学校来看我一次。一次，父亲来赶集时到学校见到了我的数学老师徐老师，问了我的的成绩如何。徐老师告诉我父亲，说我十分聪明，上课认真听讲，许多几何、三角函数等数学问题一点就通。我父亲虽然听不懂老师的数学术语，但他知道老师在夸奖我，露出满意的笑容。

在我两年高中过程中，我记不清父亲为我每周准备多少次生活日用品，也记不清母亲为我洗了多少次衣服。但父亲在我头脑中的形象却越来越高大丰富。即便父亲不在我身边，只要我做错一件事，一提到父亲的教诲，我内心都有很大的内疚和自责。记得高中二年级一个冬天的晚上，我因象棋水平较好，一个姓黎的同学叫我去集镇上与一位姓卞的铜匠下象棋。当晚11点左右我们刚回学校，被班主任胡老师逮个正着。问我们到哪去，为啥不上晚自习，在班主任老师的威严下我们只能实话相告。顿时胡老师表情好似青铁一块，说你们知道这位卞铜匠是什么人？他是“五种人”的坏分子（“文革”当中有一种称呼，即把“地、富、反、坏、右”称为“五种人”），按当时的政治环境，与“五种人”打交道，就是阶级阵线不清，重则要挨批或隔离审查，轻则要连续检查或汇报。我听了胡老师的训责，双腿直发抖，都流出了眼泪。胡老师叫我明天早上立即回家，让父亲重新送我来上学。回到宿舍里，我一夜都在焦虑地想，回家后怎么向父亲交代，又如何让父亲送我来上学。我怎么能和“五种人”玩，我内疚和自责的心情真是难以言表。到了第二天，胡老师不提此事了，这也是我一生中因自己不懂事，差一点做出让父亲伤心的事。

我高中毕业回家乡以后，经常看到父亲因胃痛，捂住肚子吃胃药。当时我对胃病知识了解较少，对胃癌更是不了解，也不知道怎样为父亲分担忧愁。这一年秋天，水稻收割完毕，要翻地挖沟种小麦，我看到父亲经常疼得直流汗。因父亲是生产队长，要带领大伙一起干，有病不能讲，加上农村缺医少药，总是把胃病拖了再拖。后来父亲身体实在支撑不住，我们就把父亲送到离家10多里的吴堡地段医院治疗，因没有钱做全面检查，每次只开一些治胃痛的药。到了1973年7月份父亲的胃病越来越严重，几乎疼得不能喝水，才勉强住到吴堡医院。这时我家共8口人，父母亲、兄弟4人和妹妹2人，我是老大只有18岁，最小的弟弟只有6岁，生活极其艰难。我虽然任大队会计，也无力改变家庭的困境，当父亲住院时，无钱结算，医院叫我写申请到高邮县群工局申请困难补助。第二天我写了申请，盖了公社公章，到县群工局批了50元补助，直接汇到医院，使父亲勉强住了近15天医院。父亲看到我为他治病争取了政府补助50元，欣慰地对我说：“大儿子有用了。”15天以后，医院确诊父亲为胃癌。那时我已知道患了癌症已是回天无力，父亲也不肯治疗了，让我们用船把他运回家。就在把他扶上船时，为他照了张像，这张像竟成了他3个月后的遗像。

父亲回家以后，几乎不作任何治疗，只是吃药止痛，也就是等待死亡。就在父亲去世前1个月，他要求乡亲们把他抬到村北，看下100多亩的“方正化”田。这就是父亲3年前带领乡亲们进行低产田改造，把凌乱、高低不平的田，改造为整齐划一、沟渠配备的“方正化”田。后来听乡亲们说，“方正化”田不知流下了父亲多少汗水。如今这“方正化”田已成为村里高产、稳产粮田。

1973年秋天，父亲的病越来越严重，记得是农村晚稻刚收完，好像是吃扁豆和芋头的时候。一天下午，父亲叫我到面前，语重心长地对我说，要我多听妈妈话，把弟妹们带大。后又叫来我母亲，对我母亲说：“我对不起你，没有陪你一起把小孩领大。”最小的弟弟还“够不上锅、端上不碗”。父亲拉着我母亲的手久久不能放下，只讲“对不起你了”。并重复对我讲：“要听妈妈话，陪妈妈把弟妹们带大。”这是我第一次体会到古人所讲“家有长子，国有大臣”的责任。父亲又让我叫来居住在同村的舅舅，15分钟后舅舅来到了，父亲拉着舅舅的手，拜托舅舅多关照我妈和我们弟妹6人。这时候，我和大弟、二弟、三弟及大妹妹都簇拥到父亲的病床前，就这样不到5分钟，父亲就闭上眼睛停止了说话，安详地离开了我们……

父亲去世时41岁，母亲39岁。父亲去世后，我们在母亲的抚育下，不断成长。

如今父亲离开我们40年了，母亲已80岁了，这当中我们兄弟妹6人都已长大成人，成家生子。

愿父亲灵魂永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