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静夜思》可谓家喻户晓。对于文人来说，其实静夜并不静，不是思乡念国，就是怀人言志。当然，也有鸡鸣风雨之声。古人在《诗经·国风·王风·黍离》中就这样吟唱：“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现录夜思几则，以表忧思。

王国维之死

1927年6 月1日,王国维坐一辆三轮车来到颐和园，悄然自沉。称：“今日干净土，惟此一水湾耳！”

据说，王国维先生是第一次到颐和园，是从同事处借了五元钱才去的。颐和园的门票六角，死后口袋中尚余四元四角。可见君子固穷。

他死前一天，对他的学生说：“我受不得一点辱！”后在遗书中云：“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

王国维先生死因众说纷纭。陈寅恪先生说王国维先生是殉文化之死：

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

陈寅恪先生深知王国维先生之苦痛，在那个改朝易代之时，身处两种文化交伐之中，忧郁如王国维先生，目睹心仪的古国文化在一步步式微殆尽，怎不露出绝望的忧伤情绪？乃至，用自己的肉身之躯来殉这种文化。其实，从屈原以来，中国文人就不断用自己的肉身来殉一种思想、一种精神、一种文化，所谓“舍身成仁”，这是沉重的肉身呀！可今天，我们的肉身游走在何方？据说，肉身也可消费，也可刺激消费，有的文人在大讲肉身经济学了。呜呼哀哉！！

名字写在水上的诗人

“这里长眠的人,是把名字写在水上的诗人。”这是英国早夭诗人济慈的墓志铭。

诗人之死与水有关的很多，英国的雪莱，中国就更多。古有屈原、李白、王勃，现代有朱湘，当代有北大诗人戈麦。

屈原，众人皆醉我独醒，忧国忧民，投水而去……他的泽畔行吟，引发了无数中国文人的想象。

李白，天生我才必有用，才情勃发，捉月落水……自称臣是酒中仙，唯有饮者留其名。

王勃，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溺水而亡……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意境。

朱湘，手提雪莱诗集，面对无尽长江，跃然而下……留下新月身影。

戈麦，绝望的麦地诗人，面对圆明园一泓湖水，自断诗弦。

还有很多，与诗有关，比如研究古典诗词著名的王国维、小说中流淌诗意的老舍，死都与水有关。

理想主义者的言说

塞林格在《麦田里的守望者》中说：“一个不成熟的人是会为了某种理想而充满激情地去死，一个成熟的人则会为某个目标卑贱地活着。”看来我永远都是那个曾经在麦田里游荡的少年，心高气傲，总想在现实中葆有一块心灵的净土。只是这个“彼岸世界”在何方？人要想有尊严地活着，在现世的生活是多么的艰难。也许你在别人的嘲笑中生活，就像那个西班牙的骑士堂吉诃德，只得与风车战斗来证明自己。事实上，理想主义者注定要比别人承担双倍的痛苦，当然，痛苦可以擦亮你的理想，也可使你的人生更加精彩。

理想主义者的悲剧

 写下这个题目，心中涌满无言的忧伤，但命中注定的命运，谁也无法更改，包括全能的上帝。《圣经》里说：“你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理想主义者就担负这样的运命。在这里还可看出理想主义者的悲壮与崇高。然而，很多时候理想主义者的命运并不能进入这个境地——成为英雄，有时只是充当了历史的狗熊，历史跟理想主义者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米兰·昆德拉在他的小说《玩笑》英文版序言中说：“受到乌托邦声音的迷惑，他们拼命挤进天堂的大门，但当大门在身后砰然关上之时，他们却发现自己是在地狱里。”也许这是理想主义者在生活中普遍存在的可笑，也是现代社会人类生存的荒诞，我们只好注目在现代生活中，一些美好的东西在失去，在结束：理想，信念，激情……但生活仍然常常与我们开个玩笑，这就是理想主义者尴尬的结局，我们也只能这样。个人的命运是可笑的，因为整个社会就是可笑的。我们无能为力，但我们还是想有所作为。

生活在远方

《生活在远方》本是诗人兰波的一首诗，本意指在流浪中寻求安放浮躁不安灵魂的家园。后经由小说家米兰·昆德拉的同名小说叙事书写，而成了一种媚俗的象征。其实生活在远方是人生的一种姿态和状态，对于不安于现状的理想主义者来说，他永远生活在远方。我就常常想，在某个远方，有个关注我的目光，这样我的日常平庸的生活就充满了诗意与向往。对于那些爱好旅游和阅读的人来说，这就是他们的一种生活在远方的姿态。当然，对于画家和摄影师而言，他的笔下和照片常常就是远方形态的展示。凡是庸常生活里缺少的，正是艺术努力建构的。对于厌烦世俗生活的人来说，有个彼岸世界悬在那儿，不啻是一种召唤，就像鲁迅《过客》里的过客一般，一直不停地走，为了某个不太明确的方向。

在路上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我还是个无知的少年，那些五六十年代出身的人，身处物质匮乏时期仍寻找精神支援的精神，在我心中犹如天上灿烂的星辰，让我神往不已。顾城在《一代人》里这样吟唱：“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可是今天，当我们的物质丰富了，我们这一代人却集体失踪了。谁能代表我们的言说？是美女作家的身体叙事，还是男性作家的欲望叙事，抑或是八十年代后的无知与佯狂？我不得而知。我只知我们的精神的根失落了，我们正处在无家可归的路上。在路上，也许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象征与宿命。

像上帝那样思考，像平民那样生活

昆德拉有一观点我非常不赞同，他说：“人类一思索，上帝就发笑。”如果这样，就有可能取消知识分子的合法性地位，也许这是他的愤世嫉俗之言。我认为，现实中的知识分子就应该像上帝那样思考，像平民那样生活。像上帝那样思考，是要求知识分子主动承担责任，做社会的良心和润滑剂，也就是鲁迅所说的是民族的脊梁；像平民那样生活，是要求知识分子不要自以为是，更不要以悲天悯人的上帝眼光看待底层百姓，他们应该与百姓同呼吸、共患难，只有这样他们才有可能成为百姓的代言人。

想象的记忆

据说北大吴晓东教授写过一本书叫《记忆的神话》，我没读到，非常遗憾。但手头有他的另一本书《从卡夫卡到昆德拉》，书中在谈到法国作家普鲁斯特的小说《追忆逝水年华》时，对记忆有精彩的解读。可以说，没有记忆何来这部煌煌巨著。读者在其中流连往返，正是记忆的功劳。其实人就是生活在记忆里，艺术家更是。一个民族就是生活在自己的集体记忆里。汪曾祺就说过，写小说就是写回忆。有时人的记忆有限，或者记忆中有不愿回忆的往事，那么想象就粉墨登场了。没有记忆人无法生活，她是人的精神底座。怎么办呢?那就只有靠想象了，所以许多记忆是借助过去的阅读与经验想象的产物。一个优秀的作家肯定是本民族记忆最杰出的记录者与体验者。因为他们用记忆提供了这个民族安放心灵的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