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前，亦即1983年，江苏省拉开了自学考试的大幕。在部队政治部宣传科当干事的我正求学无门，便报名参加了学习。

那时从部队到地方，都掀起了一股补习文化的热潮。我在宣传科的具体工作，就是负责文化教育。在此前一年，部队办起了干部文化补习班，对在文革期间毕业的初高中生进行回炉学习，然后重新颁发文凭。当时国家教育部门明确，文革期间毕业的初高中生，其学历一律不予承认。于是，我便先后当起了初高中班补习班的班主任。在陪伴这些干部们学习的同时，我这个文革中毕业的高中生越发感到自己捉襟见肘。尽管我自己一直没有放松学习，但总是漫无目标。回炉我不愿意，也没太大意义，参加更高层次的学习无路可走，因为我已经错过了高考的机会。

应运而生的自考为我及所有的求学者打开了既可以学到知识，又可以获得更高文凭的大门。在有无数路径可以学习并可拿到文凭的今天，人们是无法想象我们当时激动不已的心情的。

部队当时对自考非常重视，不仅为大家报名，订阅了教材，而且每次听课都派车接送。我这个文化干事，便又成了自考的组织者。每次到军区政治部礼堂听讲座，我都要带上录音机，录下授课老师的辅导，回来后翻录给各单位。相比较远在省城之外其他地方的自学者，我们的条件实在太好。给我们上课的老师，都是教材的编写者，后来也是考卷的命题者，课后我们还有机会和他们面对面交流。自考第一年，开设了哲学和党史两门课程。哲学教材的编写者是南大的包玉娥老师。我们的辅导课，都是她讲授，所有的辅导材料，也是出自于她之手。当时录音机还很稀罕，我们宣传科就有三台，而且还有一台是双卡的。所有的辅导录音，可在一台机子上翻录?。因为有事不能听课的，可将磁带带回去补听。虽然有了这些优裕的条件，但大家的学习都很刻苦，因为每个人的基础都很差。特别是哲学，我们这些文革中毕业的高中生，从来没接触过。什么“存在决定意识” “否定之否定”，觉得非常晦涩，犹如读天书一般。

我那时虽已成家，但和妻分居两地，因此星期天基本上都蜗在宿舍里看书。一方面，当时的我始终对未能上大学感到遗憾，提干后自学一直抓得很紧，养成了良好的学习习惯；另一方面，我作为政治部最年轻的干事，又是自考的组织者，如果我考试未能通过，那就会被人笑话。花时间最多的就是哲学，课本磁带我反复看、反复听。党史则因为我的历史基础比较好，所以除了听课基本上就不看。我们的部队就在市区，但在几个月里我很少出去玩。现在回忆起来，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正是贪玩的时候，当时的毅力还是十分了得的。我们的副科长姓公，是文革前高中毕业生，他的基础比较好，经常到我宿舍来和我交流。但他特喜欢下围棋，每次来都要我陪他杀两盘。他的水平比较臭，但又好胜。我是惜时如金，若老赢他，他非得接着下。后来我每次赢他后，接着的一盘便卖个破绽，让他赢一把。等他走后，不管多晚，我是一定要把损失的时间补回来的。功夫不负有心人，年底考试，我两门课都得了八十多分，哲学竟然考了八十七分。公副科长更是厉害，他的成绩在全省自考生中都名列前茅。我们科长是个四十多岁的“老同志”，平时我就常见他偷偷地在办公室看书。考试那天，他早上四点多钟就起来把重点又看了一遍，临阵磨枪果然有用，结果两门课都考了六十分，成为最幸运的考生。

第二年，我因有机会上全日制大学而结束了我的自考生涯。我的好多战友都在两年或三年后拿到了自考大专文凭，许多人都成为江苏省第一批自考大专和本科毕业生，我的那位副科长更是跻身全省首批自考大专毕业生前十名，奖品是一套《辞海》。当然，历经磨难的人也不少。第一年和我一起参加学习的司令部的一位参谋，考试前压力太大，每天晚上都失眠，以至于头发日渐稀少，到考试前几乎全秃了。最悲催的是两门都没通过，一头乌发，竟没换来两张单科文凭。另外一位战友从部队考到地方，已有十门过关，但另有两门愣是屡考不过。他一怒之下，放弃了自考。好在那时已有其他路径可走，他另起炉灶，最终也拿到了大专文凭。

自学考试，如影随形的是孤独和坚守。别人放歌纵酒，你在灯下阅读；朋友花前月下，你却独上高楼。虽然我只参加了短短的半年自考，但我觉得这是一个勇敢者的游戏。在诸多考试中，自考恐怕是最严格、最认真的了。相比较于其他形式的学习和获得文凭，自考者付出的要更多，得到的知识也更扎实。所以，我一直对参加自考的人心怀敬意。特别是在今天有更轻松的办法获得文凭的情况下，仍有一些人在坚守着孤独和执着，在自考的大海里搏击。这些人更是了不起!?

磨练自己的意志，证明自己的实力。我想这就是自考的真正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