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飞《满江红·写怀》一词，苍劲悲壮，高怀致远，洋溢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曾经激励无数志士仁人。但这首流传广泛、影响深远的词章，至今尚有许多谜团，在写作年代、写作地点、写作背景诸方面模糊不清，众说纷纭，致使人们对它的解读空泛苍白，甚至有人提出是伪作。因此，对这些谜团进行探讨不无裨益。

（一）《满江红》的写作年代

《中国通史（第五册）》（1978年初版）说，此词作于1136年底岳飞退守鄂州之时。喻朝刚在《唐宋词鉴赏词典》中说，“大约作于高宗绍兴初年（1131）。”王双君在《宋词精赏》中说，“大约作于高宗绍兴二年前后。”更多的宋词读本，对此词的具体写作年代多未提及或语焉不详。

其实，词中“三十功名尘与土”一句，已对此词的写作年代有所提示，只是由于人们对此句的解读不同而产生歧义。当然，诗词中的数字多是大概念，广义的，并非实指，我们不应作狭义的、刻板的理解。但是，根据“三十功名”一句，我们可以初步推断此词为作者30岁前后所作。孔子曰：“三十而立”，是说三十岁前后是人生的一个重要节点，此时应检点一下自己，是否事业有成、自立于世了。岳飞所处的时代，正是金兵入侵、山河破碎，客观上为其实现精忠报国、收复失地的个人抱负提供了平台，使其能够在30岁之前建功立业成为可能。事实上，岳飞自总发从军，到收复建康，历200余战，已经是功勋卓著、声名天下，连金兵都闻之丧胆，谓之“撼山易，撼岳家军难”。基于“三十而立”的古训，岳飞于建炎四年(1130)，满怀收复建康后的喜悦，写了《五岳祠盟记》，其中，对自己从军抗金的经历，作为人生的一个阶段，已经做了粗略的回顾，时年27岁(古人以虚岁算)。《满江红.》中“三十功名”，应是对上述回顾的高度概括和浓缩，从而藉以入诗，这是顺理成章的。由此我们不难发现，作于1130年的《五岳祠盟记》和此词，不仅在思想内容上一脉相承，都洋溢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在时间上也是前后衔接、相互关联的。而词中“凭栏处、潇潇雨歇”， 则为我们推断此词作于《五岳祠盟记》后的次年春季，即1130年收复建康后的次年春季提供了依据。苏轼“潇潇暮雨子规啼”，蒋捷“风又飘飘，雨又潇潇”等诗句，都是描写春景的。而在此以后的几年，写作此词的可能性不大。

我们不妨看一下岳飞那段时间的主要经历。1131年 (绍兴元年)3月，岳飞自靖江“提兵起发，前赴饶郡(江西鄱阳)”，至1133年近三年的时间，忠实执行朝廷“荡清内寇”的使命，转战湘赣，讨伐李成等叛军，镇压吉州、虔州等地农民军。1135年，高宗命张浚和岳飞领兵镇压杨太领导的农民军。显然，这两个时间段与抗金斗争无涉。1134年5月，岳飞奉命渡江北上，连收郢、随、唐、邓、襄阳、信阳六州郡，以功升清远军节度使，屯兵鄂州，并作《满江红·黄鹤楼》，满怀向往地写道“何日请缨提锐旅，一鞭直渡清河洛”。 结句“却归来，再续汉阳游，骑黄鹤”，竟显得有几分轻松愉悦，甚至有一点潇洒。以这样的心境同时作出悲愤满怀、苍劲激越的《满江红·写怀》，似不大可能。

《中国通史（第五册）》说，此词作于1136年底岳飞退守鄂州之时。事实是当年2月，岳飞参与张浚的北伐行动，受命进驻襄阳。8月出征，顺利攻占虢州卢氏县城，又收复长水县。11月在唐州北大败敌军，进抵蔡州。因蔡州防守坚固，岳飞向朝廷请示进止。高宗回答：“兵家不虑胜，唯虑败，万一小跌，不知如何！”下诏回师。岳飞奉诏退兵，于唐州附近的山林内设下伏兵，出其不意地围歼敌人追兵，生擒敌兵数千人，战马3千匹。年底退守鄂州。满怀胜利的喜悦，岳飞与众将举杯相约：“直抵黄龙，与诸君痛饮！”何等的意气风发、酣畅淋漓！壮志将酬，其兴奋和快慰之情溢于言表，这与《满江红》中深沉凝重、悲壮激昂的意境相去甚远。何况此次退兵，岳飞请示在前，高宗诏令在后，纵有悲愤，也不好全怪他人。

综上所述，岳飞在27至33岁 (1130－1136) 期间，最可能作出《满江红·写怀》一词的时间应为1130年收复建康后的次年春季，即绍兴元年(1131)春季，当时岳飞28岁，退守靖江。

（二）《满江红》的写作背景

1129年，金兵渡江南侵，岳飞移师宜兴一带坚持抗战。经过一年多的碧血黄沙，穷追猛打，1130年终于收复建康，使战局大为转变。正待“养兵休卒，蓄锐待敌”，不料江北战事骤变，金完颜昌军连克扬州、承州(高邮)。为加强江北防务，高宗紧急诏令岳飞为通州(南通)镇抚使兼知泰州。岳飞遂仓促移师，于8月“18日起发前来抵赴新任；22日至江阴军歇泊”，筹船渡江。而此时完颜昌大军又倾注全力攻打运河重镇楚州。高宗惊恐之下，“诏张俊援之，俊辞，乃遣飞行。”

当时，江北形势已危如累卵，中护军张俊借故推辞即基于此。岳飞自然也明白，驰援楚州恰似飞蛾扑火，九死一生，且新复建康之后，大军未及休整，“本未能即从王事”，但从大局出发，仍义无反顾，毅然担当重任。渡江后，他“差张宪权行守城(泰州)”，亲率大军直抵承州以东重镇三墩（三垛）。岳飞万余人马（不含随军家属），部分随张宪留守泰州，出征时已不足万人。且“所有士马疮痍尚新，羸弊方甚……刍茭糗粮一一窘乏”，连征衣都没有着落，时至深秋，金风银露，将士们“赤露失所”。岳飞连续向驻守镇江的江东宣抚使刘光世发出两封公牍，申述面临的艰难处境，忧心如焚地指出“承楚之争，危迫如许” ，“承楚之急，甚于倒垂，不可以顷刻安居”，自己“孤军委实难以支梧” ，“欲望钧慈捐一两千之众，假十余日之粮，令飞激励士卒，径赴贼垒，解两州之围，扫犬羊之迹……”尽管岳飞声色动容，言词恳切，且高宗的诏书中也有“命刘光世出援飞”的旨意 ，但刘光世只是敛兵自保，隔岸观火。刘光世向以将略寻常、胆小怕事、常不战自退著称，1122年宋军伐辽，郭药师率兵偷渡卢沟，袭入燕京，刘光世率领的援军违约不到，致宋军大败，史载此战之败，竟使自神宗、王安石变法以来积存的军需，几乎全部折损。1129年，刘光世驻江州，守御长江，每日与部属宴饮，10月，完颜宗弼率军从黄州过江还不知道，直到金兵离江州几十里地，才仓皇逃走。

岳飞孤军无援，但毫不退缩，他组织敢死士，填写“从军愿否状”，以“此正飞等捐身殉义之秋”与众将士共盟，激励士气。他殚精竭虑，运筹帷幄，设伏于瓮子湖，诱敌入瓮而伏兵四起，“杀鞑子”声响彻云天，直杀得金兵屁滚尿流，魂飞魄散。岳飞连续三次出击，取得了“杀高太保，俘酋长70余人”的胜利，史称承州“三战三捷”。 无奈承州“自昔号铜城”，堞楼连云，有“铁不如”之称，易守难攻，岳飞一时无破城之策。承州之战岳飞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屯驻地三垛至今有个叫“坟头” 的村名，就是当年掩埋战死将士留下的，村中的“太平庵”，据说是当年守坟的草庵，为岳飞题书，可惜碑额不存。

九月下旬，传来了楚州城破的探报，镇抚使赵立被金兵的炮石击中头部，临终时慨然而叹：“我终不能与国灭贼矣！”而另一支援救楚州的海州、淮阳军镇抚使李彦先部，一直被金兵扼制于淮河中，当楚州城破、烈火烛天之时，竟没有引兵撤退，而是抱定必死的决心，与蜂拥而来的金兵血战到底。在金兵的重重包围下，李彦先座船被金兵击沉，壮烈捐躯，兑现了与赵立“刺臂为义兄弟”的誓言。

探报飞来，岳飞怒火中烧，不能自已，将士们更是义愤填膺，纷纷破罂（盛水的陶罐）塞井（古井尚存），表示出捐身殉义的英勇气概。誓与潮水般扑向三垛的完颜昌大军决一死战。但此时，高宗的诏书已到，诏令岳飞还师通泰，“可守即守，如不可，但与沙洲（靖江沿江一带）保护百姓（随军南逃之中原难民），伺便掩击。”无奈，为保护数千随军难民，岳飞只好忍痛回师泰州。因泰州无险可恃，又退保柴墟（高港），战于南坝桥，金大败。而后，渡百姓于沙上，以精骑200殿，金兵不敢近。

岳飞从1130年8月18日奉诏挥师援楚，到冬月初五退至靖江，历尽艰辛，勉为其难，虽有承州“三战三捷”和南坝桥之胜等光环，但终不能改变承州未克、援楚未及、泰州失守乃至败走靖江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因而不能不在岳飞的心灵深处留下阴影。特别是最后撤离三垛，放弃了与完颜昌的拼死一战。尽管这种选择是正确的、明智的，而且高宗也有旨意，但对照“成仁取义”的孔孟之道，他未能像赵立、李彦先那样血染沙场；对照“此正飞等捐身殉义之秋”的盟语，他却得以苟全，因此，必然会产生一种羞愧感、耻辱感。而作为地方父母官、封疆大吏，竟然弃守泰州，一退再退，更使他的内心不得安宁，强烈的负罪感不断地折磨他、吞噬他。对此，《宋史·岳飞传》也有“飞以泰州失守待罪”的记载。

待大军退至靖江沙洲，凭借四面环江的地理位置，随军难民得以安顿，局势基本稳定，岳飞总算松了口气，但郁积心中的种种情愫却挥之不去。心中块垒，不吐不快。战事不顺的失意，刘光世隔岸观火的怨恨，弃战而退的羞愧，特别是泰州失守的负罪——这些心绪纠结在一起，翻腾搅合，一阙古今绝唱《满江红》便汩汩而出。以“写怀”为题，正是内心五味杂陈，难以言说使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