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连下几场雪，屋檐挂上冰凌，冻得直搓手哈气，孩子们知道，快过年了！

过年好哇！从头到脚一身新，其实不过是扯回几块布，妈妈带几个晚给大大小小各缝一套，男孩一身蓝，女孩从色彩到式样完全一样，那时无所谓撞衫，好歹是新衣服；当然还有吃的。黄铜火锅一年就年夜饭用一次，燃红的木炭噼扑作响，锅里堆满肉丸、鸡块、黄澄澄的蛋饺，滋滋地冒着热气；年夜饭后，爷爷给压岁钱，奶奶发糖果糕点和花生瓜子，爸爸是人手一册分发程度不等的少儿读物，妈妈则将各人的新衣服归并在床头。在兴奋中进入梦乡，被爆竹炸醒已是新年，见人喊“恭喜发财”，跟着大孩子疯玩，成群结队去白相大世界……

哦，这是我童年印象中的过年。到1970年代，我们这帮大都下乡插队，到年底挣不挣到余粮钱，回家过年是必须的。一进腊月，各家就开始算着、盼着孩子的归期。终于，一个个肩扛手提，还带了不少农村土特产陆续归来，虽无衣锦还乡之荣耀，然而，平安团聚，足够让人欣慰欣喜。我在队里当会计，年底忙年终分配，也赶在腊月廿四前回家过小年。有一年辗转到兰考看插队朋友，父亲怕我耽误，一封电报催到兰考。那年头，几乎家家都有人在外地，除了知青，还有支内支边、大小三线的，过年意味着合家团聚。

这些年，年味淡了，我们与“年“曾经那么热烈的感情，疏离了，淡薄了，甚至可有可无了。这让我想起读过的一句话：“节日是人们给自己放纵的借口”，似也可解释过年现象之一二。

中国人历来勤劳节俭，而多数人的多数年头却衣食有虞，温饱无着。辛苦一年，能歇几天，能放开吃几顿，分散各处的亲人能团到一处，亲友间走动走动，成为普通人很卑微也很实际的愿望。“年”是否就是为满足这个愿望而生出的借口，再经年累月逐渐演变成包含有完整民俗内容的传统节日？不管如何，在生产力低下，产出难以满足需要的历史阶段，过年，曾给人们长久的盼头和短暂的欢乐，甚至是活下去的理由和勇气。

当然，年不仅关乎吃喝穿着，还有一种精神的东西。春节有许多习俗和规矩，年夜饭开吃前要先敬祖宗，桌上堆满菜，燃香点蜡烛，我还没有桌子高，被爷爷按着一二三地磕头；我们睡了，爷爷一个人坐着守夜，第二天也是他最先起身，开门放鞭炮，开门、扫地都有规矩；不准说不洁不敬不吉利的话语，万一失言，爷爷马上补上“姜太公在此百无禁忌”，似乎立即挽回了过失……爷爷不识字，说不出追终慎远、敬畏之心、人在做天在看之类的道理，而行为上却是笃信不移，身体力行。马克思说过，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中国人，也就是包含这些年俗、禁忌在内，林林总总中国特色之总和。

如今日子好了，物质极大丰富，本可以让年过得更丰盛，却因丢失了“放纵”的愿望，故而也终将失去“借口”本身。俗话说“有钱天天过年”，既然天天是年，还怎么让人与它的感情热烈如初呢？真说不清这是进步还是退步。如今的过年，也就剩下放几天长假，聚餐喝酒，通宵打牌，再无乐趣可言，更没有谁还会算着、盼着它。

哦，应该还有。到车站看看熬夜排队买票的人，到列车车厢里看看带着大包小包坐在过道上的人，到公路上看看顶着凛冽寒风骑摩托千里回家的人——他们是赶着回家的农民工，他们要到春节前才能拿到工资，才有假期回家；在那一端，是算着日子盼着他们回家的年迈父母和留守儿童——时时牵挂在心，却一年只能通几次电话。时间向后倒退40年，我不就是他吗？不知还须向前跨越多少年，他们才会成为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