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姑父薛怀湘，10多岁在临泽镇上读书。抗日战争爆发，他在当地参加了儿童团，任副团长。17岁开始做党的地下工作，更改姓名叫雪明。两年后，他的父亲因当上了临泽镇伪镇长，被锄奸队处决。地下党负责人刘平找到他说：“你不适宜在家乡工作，送你参军去怎么样？”姑父说：“跟你跑了好几年了，总得给我个说法，我一直要求入党，还没有解决呢。”刘平考虑许久，在一张便条上写道“我批准雪明加入中国共产党”，并署名。姑父高兴地怀揣这张珍贵的便条，向北飞奔，投身新四军，从此走上了南征北战的道路。

建国初期，姑父在南京孝陵卫总高级步兵学校第三政治处工作。我那时只有9岁，在宝应县夏集蒋庄小学读书，只知道姑父是军人，但从没见过他。1951年，我爷爷被国民党还乡团无辜杀害三周年祭日时，姑父专程返乡参加纪念活动。他身材高大，穿着军装，腰间插一支手枪，我惊喜好奇地跟着他。他问我：“你敢打枪吗？”我说：“敢打，但我不会上子弹。”他把手枪子弹上了膛，递给我说：“对着树梢，打给我看看。”我毫不犹豫地接过枪，“砰！砰！”连开两枪，一点不害怕。姑父笑了：“走，今天陪我上临泽街去！”一路上，他问我：“你们家里有什么困难？”我说：“哥哥小学毕业，成绩很好，没钱再念书了。姐姐小学没读完，也种田了。我读3年级，马上又不让念书了，家里实在没得钱。”他说：“那你就跟我走，你愿意吗？”我爽快地回答：“只要有饭吃，有书念，我愿意跟你走。”这次和我的谈话，也许是大人们的安排。

小学毕业后，我正式办理手续，被姑父领为养子。我在父亲严厉管教下生活，他以传统的思想、带兵的方式磨炼我。住校读书，周末回军营。要步行几十里路，不许坐公交车。每周要背唐诗，每月零花钱不得超过两元，我内心苦不堪言。直到1963年入伍后，我才明白他期盼我能成为一个合格军人的良苦用心。他每月给我至少写两封信，从不间断。他还利用出差去内蒙的机会，从宣化通信兵学校专程到部队看望我。他说：“我过去有军阀作风，你现在长大了，我们就是父子加同志的关系了。希望你努力进步。”如山的父爱溢于言表。

1965年12月，我光荣入党，又将被保送赴石家庄铁道兵学院学习深造。在这关键时刻，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父子俩都面临严峻考验。此时，他因病转业，安排在高邮民政局工作。因刘平亲笔写的那张便条在档案中遗失，疑是假党员。一天上午，父亲被戴高帽、挂黑牌、游街示众回到家喝了不少闷酒后，去单位去取自己订阅的《解放军报》。他对单位里的人说：“批斗时，你们抹去了我的手表，应当还给我。”有人喊道：“你这手表是剥削来的！”父亲愤怒了：“我是用工资买的，我的军衔是林彪授予的。如果要说我剥削，那剥削头子就是林彪！”祸从口出，出语惊人。一个走资派胆敢辱骂林副统帅，于是，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县军管会决定把他送进监狱。专案组紧急派人外调去找刘平。外调人员手持革委会公函，声称前来“调查现行反革命分子雪明的党籍问题”。

“炮轰省委，弹中刘平！”那时的刘平是全省受冲击最早、最厉害的一位，他回答：“一时记不清楚了，我再想想。”就这样，父亲被认定为“假党员，混进革命队伍里的阶级异己分子。”得知这一消息，父亲显得很平静，他深知首长天天被斗，处境艰难，他相信迟早一天，首长会替自己作证的。他甚至笑着对别人说：“混进革命队伍又有什么不好？白色恐怖时期，随时都有被捕杀头的危险，你有本事也混给我看看？”

“无话不可对党言。”我在部队刚被抽调到三师政治部宣传科工作。我向领导汇报了父亲的情况，师政治部保卫科科长责令我就地退伍，进入军事学院的机会自然也彻底丧失了。我含着泪悄悄地跑回11团团部。团政委李可观说：“小雪，你回来了，很好。地方上也来函反映了你父亲的情况，但我们不可能让你立即退伍，文化大革命还没有结束嘛，可以再等等嘛。”团长李年华说：“你临时调到师里，我们没有同意，后来说是以抽调干部的名义才放你走的，干部不是青菜、萝卜，要拔就铲的！我们管理一个士兵的权力是有的。”在团党委鼎力关怀下，我继续留在团宣传股工作，并以“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为据，批准我转为正式党员。我们团接到中央军委命令，建设大三线，我随全团人马去了四川重庆。

高邮有位当干部的表叔出于好心，来信劝我：“赶快和你父亲划清政治上的界限，宣布和他断绝父子关系吧。”我回应道：“古人说，养功不抵领功，即使父亲长期坐牢，我也会去送牢饭。”我在部队，邮寄了一顶军帽给父亲，他在监狱收到后失声痛哭。若干年后，父亲从别人口中得知此事，不肯原谅表叔，甚至阻止我和他的交往，与他彻底断绝了关系。

1969年初，李政委、李团长共同找我谈话。李政委说：“你父亲问题尚未解决，我们留不住你了，你可以回原籍，也可以去黑龙江兵部农场。”李团长说：“过去，我打仗时路过你家乡，高邮邵伯水连天，鱼米之乡啊，建议你回高邮去。”我感激首长，当场表示：“我回老家去。”

父亲得知我将退伍的消息，非常痛苦，他严肃交待：“哪怕讨饭，也不要回来，人言可畏。”

我是无比敬重父亲的，但这一次我没有采纳他的意见。我怀揣107元退伍金，挑着100多斤重的书籍，和首长、战友们道别。老红军出身的团后勤处处长张迅前来叮嘱我：“小鬼，坚强起来，不要流泪。记住，你自带档案材料，是我们对你的信任，不随大批复员战士坐军列，是团领导对你的照顾，单独返乡，一路上注意安全啊。”我上了重庆开往上海的列车，告别了学习、战斗6年多的部队，在窗口和前来送行的战友们一遍又一遍地挥手，不由得哭出声来……

回到高邮，我被分配在造纸厂务工。人武部部长熊正环对我说：“小雪，运动中把你父亲关进牢房，是我们出于对他的保护，要是在社会上，像他那个脾气，不被打死，也要塌一层皮。”我在厂里制浆车间，每天和同伴们把数万斤草料装进蒸球，用硫酸和碱水蒸煮。每当放浆时，草浆奔涌，其轰鸣声，响彻盂城。如果有风，周边数里都能闻到刺鼻的气味。

由于高邮加大了落实党的干部政策的力度，父亲的党籍经复查后恢复，坐牢以后的工资也予以补发。父亲高高兴兴地去了五·七干校。此时，距我从部队退伍仅仅四个月。

父亲问题解决后，有人建议我找找人，调换一下工种。我说：“苦活脏活累活总得有人干，我在铁道兵，能扛200斤左右的水泥和枕木，可以胜任。”父亲说：“你还真正像我的儿子。”同样被父母领养的小兄弟雪英农和后来成为妻子的雪梅，没有寻求任何照顾，随全家下放到农村。父亲希望在晚年过田园生活。

父亲平反后，我被调厂政工组工作。出于对宣传文化工作的热爱，我恳求父亲说：“听说刘平担任省委宣传部部长了，我求你写一封信给他，我想去南京做宣传文化工作。”父亲板着脸说：“这不是叫我拉关系、开后门吗？这事决不干！”我自知理亏，再也不提让他找关系、重新安排工作的事了。

文革后期，父亲在柳堡医院任院长，后又调任宝应县人民医院担任工作组组长。他年事已高，身体不好，全家又都在农村，只有我一人在县城。我冒昧地向时任高邮县县委书记贾斌同志写了一封信，求助父子团聚，家庭团圆。组织上研究后，把父亲调回高邮，任农行副行长，直至离休，全家人也陆续在高邮城定居。

我在党史办工作期间，随胡雨亭、胡正元、居宜、夏金明去泰县征集党史资料。一位女性老干部谈到高邮锄奸时的情况。她说：“临泽那个薛义丰，不该杀！”我终于得知，爷爷是被群众推选，当上了伪镇长。实际上，他暗地里为新四军购买枪支。临刑前，老百姓乘一百多条船去保他……自我被父亲领养，他从来未曾谈过爷爷的事情，当得知爷爷“不该杀”的事，喃喃自语：“这消息太晚了一些，但心中总算宽慰。”

我调到南京以后，父亲临终前我不在他身边。后来，我约母亲去刘平家拜访。我深知，刘平同志是一位了不起的职业革命家。他心明如镜地知道爷爷死时的情况，才果断安排父亲去投奔新四军，是他为父亲铺设了一条光明之路。

战争年代的高邮，我们和国民党反动派打的是拉锯战，这里烈士多、叛徒也多。由于环境残酷，有个别错杀的现象在所难免，我们不能以现代人的眼光去机械地看待历史。我还只身去镇江干休所寻访当年的团长李年华，几经周折，在他儿子李晓东的陪同下，深深跪在老团长的遗像前，默默自语：“谢谢老团长过去对我的关怀……”

我们父子俩虽然在特殊年代里，一路坎坷，但值得庆幸的是，我们始终在遭受磨难和痛苦时都坚定地热爱党，拥护党，听党话，跟党走，无怨无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