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徐晓思《外公》

徐晓思的中篇小说《外公》（载《钟山》2013年第6期），可以被称为一篇“散文化小说”，它的副题是“谨献给外公百年诞辰”，通篇如大运河的流水，平缓，顺畅，用浮世绘式的笔法写乡俗，写旧事（让人想起汪曾祺的《大淖记事》），絮絮叨叨地讲述一个长辈的生平，却如中国画里的皴染法，烟雨山水，渐次成形。

外公声名大，虽然据说是清代大将军年尧的后代，但祖上传下的规矩“后代少读书，不为官，不行伍”，等待他的人生本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修地球种粮食为生”，然而“时局改变了外公意愿”，他于1938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走上了为更多人办事的路”。

所谓“为更多人办事的路”，即参与公共事务的管理。参加革命，并没有让外公当上多大的官，抗战时他是区公所书记，1960年是两个村的支书，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曾被抽调到县农村工作组，一辈子并未离开自己生长的高邮乡村，然而外公的身份已经不再是一介乡民，他在农村生活中，扮演的是公共权力符号的角色，这也成为“我”对外公爱、恨、敬、畏各种情感的来源。

外公堪称一位好领导，在地方上德高望重，数得上的政绩有留下的“一条水泥路”、“一千八百亩森林”，很多年后还有人记得。外公坚持原则，但又并非不讲人情，李大安急于立功误杀儿童，武大夯说怪话几乎被打成现行反革命，瘌老五破坏军婚……这些人都被外公保下来了，“我们都赞成外公，狠，有量气，有本事”，“我们”不是“我”，可以看作一种公共舆情，足见外公作为公权力符号，风评不差。

然而具体到“我”对外公的情感，却要复杂得多。母亲（她是外公的远房侄女，被外公收养）大跃进时被外公从上海姑奶奶家叫了回来，意思是参加农村建设，但到了粮食紧张的1960年，母亲卧床不起，由“我”去队里打大锅粥，却遭到外公的拒绝，还说：“叫人把她抬来，懒病，不劳动还想吃粥？”母亲一气病亡。“我”从此记下了外公的仇。这里作者给了外公的行为一个解释：“立党为公，铁面无私，心愈来愈红，红到骨髓里.”也就是说，外公打破了“私”的束缚，越是家人，要求越严，“党性大于人性”。

或许是为了对照，作者详细地写了“父亲”的形象。在“我”看来，父亲忙完公事忙私事，是公私兼顾的好当家。但是“外公和我父亲的立场不同，格局不一样”。因此在外公看来，父亲是消极分子、反面教材。在外公的指使与纵容下，两位舅舅把自己至亲家彻底查抄砸毁，从吹鼓手家伙到“功夫老爷”再到菜园、花生、山羊、鸭子。在写捉鸭子时，作者使用了童年视角的叙述，十分动人：

“几只鸭子扎猛子、在水上飞，没命乱折腾……想朝我面前逃，感觉它们在喊我：生根——救救我们吧！生根——坏人抓我们啦！我们要没命啦！生根——快救救我们哪——我们以后一定听话，一定多生大蛋给你啊……我心里直抖，求他们放过它们，但没有一个人心软……我读到《边城》里端午捉鸭子情节时，仇恨就会发芽，以及看到电视里西班牙斗牛场面，就希望牛把那个斗牛士角死！”

《外公》通篇叙事语调平淡，时时还有诙谐的光芒闪现，但这一段相当淋漓尽致地说明了“我”因外公等人的作为感受到的痛苦与仇恨。更不用说在外公认定“我”下田照长鱼，有损秧苗成长，打得“我”耳膜破裂发炎，“当时我对外公充满了仇恨，胸中有一团火老在燃烧，很不好受……”纵然认知到外公的动机是大公无私，这种仇恨也是无法消泯的。

然而，随着“我”的成长，越来越多地了解到外公的历史与秘密，他对外公的情感也在发生着变化。人性是复杂的，纵然外公党性再强，他也不可能在漫长的人生中仅仅是一个符号，他的个人情感也会在特定的时候击溃他的理智，比如他为报恩放走了身为还乡团长的表弟杨一龙，还在妻子去世后当上了杨一龙老婆的情人。在杨一龙老婆大老肥随回乡探亲的杨一龙离开后，外公伤心欲绝，陷入了无依无靠的孤家寡人境地。于是“我”对于外公的仇恨慢慢融化，最终借梦见已逝母亲而“要彻底原谅外公”，因为“他已不是以前那个外公了”。

2013年“平民写史”成为热潮，《外公》也可以视为此中一分子。但平民写史能否获得传播，引起共鸣，不能只在于如实地记录某人的生平，而是需要个人史与大历史融合无间，从个人身上可以折射出时代的反光。从这个意义上，《外公》选择了这位长辈，无论小说情节是否完全属实，外公这个形象获得了它自身的隐喻意义：外公是从乡土社会中生长出的人物，随着“革命”对他的改造，他对“革命”的皈依，他获得了“革命”赋予他的权力，同时也将乡土社会的伦常私情做了献祭。外公与大老肥情投意合，却因政治身份悬殊不能合法同居，他对女儿、女婿的残忍，对于三个儿子的言传身教，包括对读书的鄙视，最终引向了他的孤独终老，纵然他为乡里的公共事务颇有贡献，变化的时代不需要他，也不会再惦记他。在丧失了亲人的关怀与赡养之后，外公只能寄身土窑，死后还要被老鼠啮掉三个指头。

外公的晚年也有静好的时光，父亲曾经接纳过他，在别人眼里这甚至是个奇迹，两个人生理念不同的人，每日一起捕鱼，一起烧吃，“活得真开心”。父亲死后，外公又去帮老渔翁麻修贵（又是一个搞资本主义的！）的忙，此时的外公，身上只剩下了生存的基本欲求：吃，住，活着。作者借用了鲁迅《祝福》里的形象，来说明外公从公权力符号到一个风烛残年的“穷人”的身份转换：

“他拄着一个竹杖远远地走来，一看像个祥林嫂，只是外公是男的，他不需要改嫁，他不相信有鬼，他是唯物主义，不需要捐门槛，他的儿子们都健在，活得好好的，没有被狼叼走，但有可能变成狼，或是长成狼心狗肺了。再一看外公像个我们想象中的鲁四老爷，但失却鲁四老爷世事洞明、人情练达，只是依稀看到当年他当区公所书记的老骨子。”

外公的一生算是平凡，但又奇特，因为他历经政治风云，始终在“公”与“私”之间进退失据，说他大公无私，他又总有难与人言的私心，说他不乏温情，他又虔诚奉行革命教条。在外公得势的时候，他唯一会去求那个搞资本主义的女婿（即“我父亲”）的地方，是他需要向领导送礼，要女婿搞一根“黄烟子鸡巴”。这个细节充满反讽意味，因为既不符合外公的党性（走后门送礼），又用一种世俗化的方式使外公蔑视的女婿成为了被求恳的对象。而在小说的末尾，儿子媳妇翻遍外公去世前栖身的窑洞，却只能找到“一根枯黄的剔牙缝的黄烟子鸡巴”，更是将这种反讽推向了高潮，它让人想起鲁迅的另一篇小说《在酒楼上》吕纬甫的哀叹，却是在另一种意义层面呈现出来，那是一个农民一生升降周转，最终对乡土的回归：

“我在少年时，看见蜂子或蝇子停在一个地方，给什么来一吓，即刻飞去了，但是飞了一个小圈子，便又回来停在原地点，便以为这实在很可笑，也可怜。可不料现在我自己也飞回来了，不过绕了一点小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