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知道《资本论》，还在读小学。对门邻居有个叔叔，平时少言寡语，朋友一来，情绪高涨，海阔天空；有一个常来喝酒，小桌子放在天井里，边吃边聊，就着南瓜汤面疙瘩下酒，既当菜也当饭——那是“三年困难时期”，没什么好吃的。旁人看他们是另类，却令我仰视，觉得他们不一样，在一旁悄悄看。时间长了，知道他们常谈论一本书，就是《资本论》，不仅很崇拜，还想延续写一本《社会论》……

“文革”闹了两年，再回教室“复课闹革命”，班主任是民国名牌大学经济系的高材生。他的政治课除了领读《毛选》和“两报一刊”社论，没有什么可教，看我们嗷嗷待哺，也可能是技痒难耐，便在课外辅导几个有兴趣的学生读蒋学模《政治经济学常识》和艾思奇《辩证唯物主义讲课提纲》。他的计划是读完这两本，接着读《资本论》。然而不久的“清理阶级队伍”，查出他是“潜伏特务”，关进“牛棚”隔离审查，我下乡插队，读《资本论》化为泡影。

1975年夏天，人民出版社重新出版《资本论》一、二卷。路过书店看见“出版喜讯”，心被勾住，情不自禁走向柜台。第一卷上下两册1.8元，第二卷1.2元，口袋里恰有三元钱，本意是买两条换季短裤。买裤子还是买书？几经犹豫，反复掂量，最终两条短裤换了三本《资本论》。

《资本论》没有想象的难读。生动的叙述，形象的比喻，教科书般的层层展开，比时行的大批判文章有趣味多了。那个夏秋，自定任务每天读10页，今天少了明天补；虽不算多，真正坚持实属不易。白天农活繁重，晚上躲在帐子里，就着小油灯，常常读不一会就入梦乡，天明醒来，人半靠在床上，书滑落床下，墨水瓶做的油灯油尽灯灭……就这样囫囵吞枣啃完了1500页《资本论》前两卷。

《资本论》开阔了眼界，也给我诸多困惑。最想不通的是，早稻收购价怎么每百斤才9.6元？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告诉我，价格由价值决定，同时也与供求相关。水稻从种到收，凝结农民多少辛劳，稍有理智都知道这个价格绝对没有真实地反映价值。再看供求，粮食严重短缺，黑市价格翻两倍以上，既然紧俏，为什么不提高价格，与价值相符？根据“平均利润”理论，资本会流向过于短缺的产业，也会从利润过低的产业流出，人为压低粮食价格，致使资本无法流动，后果必然就是农业不如工业，农民不如工人，农村不如城市。为什么口号是“消灭三大差别”，现实却如此脱节？

放下书本，向书外请教。

貌似木讷的老农脱口而出：“一瓶农药抵担把稻，尽糊的少年伢子。依我看，稻子每斤卖0.15元都不多！”粮管所会计开导我：“稻子价格不低了，”他精细地计算收购与销售价格之差，得到结论是从农村收购再到城市每销售100斤米，国家要补贴0.77元，“再提高粮价，国家哪贴得起啊？”公社干部则提醒我，《资本论》讲的是资本主义，不适合社会主义。

绕来绕去，终于明白：《资本论》是商品经济，我们是计划经济，实行统购统销、国家定价；国家搞社会主义建设，只有先保城市，保工业，一时顾不到农村，还要低价收购农产品换取工业原始积累。就像困难家庭的两个孩子，只能保一个上学，另一个要帮着养家糊口。农民，不幸成了这另一个。

理论貌似通了，感情却始终别扭，转不过弯。国家顾不上农民，为什么硬要给他戴上“小生产”的帽子，让他处处低人一头？农民想“大生产”，做梦也想进城当产业工人，是制度不让他进城；生老病死、天灾人祸，全由农民自己扛，没有社会保障，只有靠省吃俭用，养儿防老，甚至处处讨点小便宜，这是环境所限，并非天性使然，为什么还苛求他狭隘保守，讥笑他鼠目寸光？——直到离开农村都没想明白。

严格说，我连《资本论》的皮毛都没学到，但这段读书经历给我很大影响，从此对经济学产生兴趣，后来陆续读了一些西方经济学经典著作和东欧经济学家的改革理论，对历史和社会现象的认识不再局限于道德、理想的层面，更着意从经济关系的角度去探究。《资本论》某种意义上也是文学，读《资本论》也将自己的阅读趣味引向理性、深沉和思辨见长的欧美文学。要论最大的影响，是萌发了“为农民说话”的意识和冲动，内藏于心，外化言行，贯穿始终，以此为荣，尽管越到后来，越不自信：我还真正了解农民，知道他们要说什么吗？湖南创办《中国乡村发现》，“开卷语”申明其特色是“说农民的话，为农民说话”，我建议再加一句：“让农民自己说话”，他们欣然接受了。

前不久在当当网看到人民出版社新版《资本论》，藏青色硬封，三卷装于一盒，典雅，大气，5.5折74.3元。没有迟疑，就下了订单。买它，不是为了重读，而是纪念与它的初次相遇。何况，一本阐述资本产生、增值的鸿篇巨制，其价格还不及一场大片电影，一杯哈根达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