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邮古有四贤祠，亦有四贤堂。祠与堂皆以四贤名之，且所祀之贤人有交叉，因而常有人混为一谈。然四贤祠不是四贤堂，两者所建时间、所处位置皆不同，所祀之贤亦不尽相同，有必要予以明辨。

一、四贤堂考

关于四贤堂，今天可以见到的最早文字应数南宋陈造的《四贤堂记》。其记开篇云：“郡庠三贤堂，绘中丞孙公给事、乔公龙图、秦公像尚矣，兼绘少卿朱公则始于今太守陈公。公按图有问知彰孝名坊，孝子朱公尝居焉。曰是可以表俗，乃访得其像绘于堂，扁曰‘四贤’，而命客记之。”这篇文章收在陈造《江湖长翁集》卷二十一，《高邮州志》收在《古迹志·四贤堂》附录中，清代《钦定四库全书》亦收录了这篇文章。读陈造《四贤堂记》可知，四贤堂从三贤堂发展而来，三贤者，高邮北宋乡贤孙莘老、乔执中、秦少游也。陈造对三贤介绍略有错讹，“中丞孙公给事”指孙觉，孙觉曾任御史中丞，晚年受封龙图阁学士兼侍讲，却未任给事一职；“乔公龙图”指乔执中，乔执中官至给事中、刑部侍郎，却没有龙图阁学士的头衔。错讹的原因可能是对二人经历的记忆有误。第四贤朱寿昌（1014-1083），扬州天长（今安徽天长）人，与孙莘老等三贤差不多是同时代的人。宋代大力推行以孝义治天下，宣扬“冠冕百行莫大于孝”（《宋史·孝义传》）。朱寿昌曾因弃官千里寻母的孝义之行名扬天下，为著名的“二十四孝”之一。《高邮州志》记载，朱寿昌一度曾徙居高邮，城区彰孝坊、临泽镇孝子巷皆因朱寿昌曾经居此而得名。他与王巩一样，只能算是一个“寓贤”。太守陈公访得朱寿昌像绘制于堂，与已有三位乡贤并列，题匾曰“四贤堂”，并请时有“淮南夫子”美誉的陈造为之作记。

“四贤堂”位于何地？雍正《高邮州志》只有简单的四个字“在儒学内”，与陈造文章开篇所云“郡庠”一致。庠者古代学校之谓也。雍正《高邮州志·学校志》载：“邮学址在州东九十步。”林近龙撰《重修明伦堂记》云：“高邮州儒学，旧有明伦堂，洪武初知州黄公克明启建之。”明伦堂位于州署以东，至改革开放初期仍然存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方被拆除。四贤堂与明伦堂同在儒学内，今虽不存，而当初位置今人仍记忆犹新。

四贤堂形成于何时？答案也十分清楚，即太守陈公请陈造撰《四贤堂记》之时。陈造（1133～1203），高邮人，南宋淳熙二年（1175）进士及第，任繁昌尉、平昌府教授，知明州定海县、通判房州知事、浙西路安抚使参议、淮南西路安抚使参议。其乡居高邮，应太守陈公之邀作记应在1175年出仕以前，这个时间应为南宋乾道年间。查《高邮州志》，南宋乾道年间陈姓任高邮太守者，唯有陈敏一人。陈敏（1113年～1173年），字元功，赣之石城（今属江西）人，南宋著名武将。《宋史》载：“敏身长六尺余，精骑射，积官至忠靖郎。”因破贼有功，“召赴阙，高宗见其状貌魁岸，除破敌军统制。”孝宗隆兴元年（1163），任神劲军统制，率军在江淮一带抗击金兵。其后朝廷授陈敏高邮守备，屯兵高邮，以勇谋累败来犯之敌，连战皆捷。乾道元年（1165），陈敏升任宣州（今安徽宣城）观察使，朝廷召陈敏入京主持侍卫步军司公事。次年，陈敏不愿久居京城安逸之地，主动向孝宗皇帝请缨，“乞以故部之兵，再戍高邮。”朝廷准其所请，“除光州观察使，分武锋为四军，升敏为都统制兼知高邮军事，仍赐筑城屯田之费。”乾道四年（1168），陈敏调任左骁卫上将军。其后，朝廷采纳陈敏强化楚州防卫的建议，诏命陈敏再次出守高邮，与楚州守臣左同守楚州至高邮一线。不久左卒，陈敏移守楚州，负责全线防务。金国使臣路过楚州，看到城池坚固，大为惊叹，称之为“银铸城”。至乾道九年（1173）六月，陈敏积劳成疾，病逝于楚州。陈敏两次出守高邮，与陈造乡居高邮时间正好吻合，据此可以确认，四贤堂设立时间应在乾道四年（1168）或者更早一些时候。

雍正《高邮州志》载：“乡贤祠，祀乡士大夫之贤者，在儒学戟门右内祀。”从乡贤祠位置和所列贤者看，应该就是“四贤堂”的发展。古城高邮，历代名人辈出。随着时间推移，够得上“贤”者档次的很快突破了四人之数，于是不再以数字名之，干脆笼统称作“乡贤祠”。所列出的乡贤有“宋乡先生乔公竦、中丞孙公觉、国史院编修直龙图阁秦公观、天章阁侍制孙公升、判司农寺陈公知微、给事中乔公执中、两浙西路安抚司参议陈公造、司农少卿朱公寿昌，明乡先生龚公勋、翰林院修撰儒林郎董公”，以及“国朝诰封一品光禄大夫赠少保兼太子太保内阁大学士吏部尚书谥文通王公永吉”等人。陈造撰写《四贤堂记》之时也许没有想到，日后自己也会成为一名受人尊崇的乡贤，列于乡贤祠中，尊享后人的奉祀。今天，四贤堂、乡贤祠已经只是留存于人们记忆中的名称，但列位乡贤和他们的事迹将永垂史册。

二、四贤祠考

雍正《高邮州志·祠祀志》载：“四贤祠，在文游台上。祀宋苏公轼、孙公觉、王公巩、秦公观。有司以羊一豕一，春秋二仲祀之。”《礼乐志》载：“四贤祠，旧制春秋二仲月，州正择期帅师生割牲致祭。”很显然，四贤祠就在文游台内，因为有文游台，而后有四贤祠。四贤祠所祀贤者即宋元丰七年（1084）十一月，雅集高邮城东泰山庙载酒论文的苏东坡等四贤。每年仲春、仲秋之时，地方官员亲帅儒学师生前往四贤祠，以一羊一豕祭祀之。需要说明的是，文游台与四贤祠并非建于同时，四贤祠设立时间要远远晚于文游台。文游台初建时间虽无确考，但是历次修缮均有明确记载。南宋淳熙初（1174）王、嘉泰三年吴铸(1203)都曾主持过文游台的修缮，开禧年间（1205-1207）太守张革再次重修文游台，高邮军学教授应武为作《重修文游台记》（见《高邮州志·古迹志》），较为翔实地记载了此前几次修缮的时间及主持人。由此推算，文游台第一次修缮，距四贤聚会仅90年，距建炎四年（1130）朝廷为秦少游等“苏门四学士”平反仅44年。按常理推论，文游台建台应在秦少游获得平反后不久的南宋初年，而四贤祠的设立则已经是明代中期的事情。

汪曾祺在《文游台》一文中说：“四贤名字，说法不一。这本是一个‘淫祠’，是一位蒲圻先生把它改造了的。蒲圻先生姓胡，字尧元。明代张《谒文游台四贤祠》诗云：‘尔来风流久澌烬，文游名在无遗踪。虽有高台可远眺，异端丹碧徒穹窿。嘉禾不植稂莠盛，邦人奔走如狂。蒲圻先生独好古，一扫陋俗隆高风。长绳倒拽淫像出，易以四子衣冠容。’”认为“四贤名字，说法不一”，其实是混淆了四贤堂与四贤祠两个概念，四贤堂中的四贤是孙莘老、乔执中、秦少游和朱寿昌，四贤祠中的四贤是苏东坡、孙莘老、王定国和秦少游，没有任何含混的地方，没有第二种说法。汪曾祺文章提及蒲圻先生胡尧元，由此可以知道四贤祠设立的确切时间。胡尧元，字廷献（一作猷），蒲圻（今湖北赤壁市）人，明正德六年（1511）进士，授户部山西司主事，以杵权贵，十一年（1516）谪高邮州同知。十三年（1518），选江西瑞州府通判，升本府知府。《高邮州志》载有明代王元凯撰《文游台记》，文曰：“及我正德岁，蒲圻胡君尧元，由进士地官属谪是邦，询遗址于泰山庙后，为门一重，堂曰盍簪，室曰崇贤祠，秩四子之貌于内。”者副也，《高邮州志》记载，时高邮州守为朱良，胡尧元只是他的副职同知。蒲圻先生是一位敢作敢为的官员，任高邮同知不到三年，不仅重修已经荒废的文游台，还在原来基础上新建了一重门，而盍簪堂和崇贤祠亦始建于其人之手，这无疑为高邮文脉传承做了一件功垂后世的大好事。文章称崇贤祠“秩四子之貌于内”，那么崇贤祠应该就是四贤祠最初的名称。《文游台记》落款为“正德十三年春二月谨记”，这个时间就是四贤祠设立的准确时间，距离四贤聚会已经过去了400余年。

三、淫祠考

从严格意义说，四贤祠不是新建，而是改建，它的前身是一个“淫祠”。张《谒文游台四贤祠》写得明白晓畅，“长绳倒拽淫像出”一句，很有动感、很有力度，令人如见淫像被倒拖而出的热闹场景。何为“淫祠”？上海辞书出版社《辞海》解释如下：“淫祠：不合礼制而设置的祠庙。”因有淫祠，就有所谓“淫祀”，《辞海》对此亦有解释：“淫祀：不合礼制的祭祀，不当祭的祭祀。《礼记·曲礼下》：‘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字的本意是过多、过甚，如淫雨是指连绵不停的过量的雨，其他还有淫辞、淫威等。淫祠的淫亦取此意，是指在礼制之外而额外设立的过多过滥的祠庙，并不涉及淫秽之意。所祀之人并非什么淫秽之徒，而是不合礼制、不应享受祭祀之人。中国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对于祭祀之事都是非常重视的，而过多过滥的淫祠、淫祀劳民伤财，也妨碍了符合礼制的正常的祭祀。在中国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官方曾经有组织地进行过多次禁毁淫祠的行动，如《新唐书·狄仁杰传》载：“吴、楚俗多淫祠，仁杰一禁止，凡毁千七百房，止留夏禹、吴太伯、季札、伍员四祠而已。”《宋史·徽宗本纪》载：“政和元年春正月壬申，毁京师淫祠一千三十八区。”以胡尧元当时所任同知之职，他改原来的淫祠为四贤祠，应当视作一次师出有名的官方行动。

汪曾祺稍感遗憾地说，“这位蒲圻先生实在是多事，把‘淫像’留下来让我们看看也好。我小时候到文游台，不但看不到淫像，连‘四子衣冠容’也没有，只有四个蓝地金字的牌位。”被胡尧元下令拖出的“淫像”究竟为何人？张没说，史籍也没有记载。中国民间传统，往往将一些为地方作出杰出贡献的官员、一些才华和德行杰出的乡贤，或者有某些节烈行为的人士当做崇拜的偶像，将其人格予以神化，以致为其立祠，供后世祭祀、瞻仰。《高邮州志·祠祀志》中留下记载的祠庙有：宋叶太守祠、陈提举损之生祠、军学教授应公武生祠、林太守生祠、韩宣抚世忠生祠、绍兴三钜公祠、四贤祠、露筋烈女祠、英烈夫人祠、忠孝祠、文昌祠以及唐公遗爱祠等，从所祀之人看，应该说都是符合这一传统的。当然，什么人够得上立祠祭祀，并没有一个统一、恒定的标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层次的人群，会因不同的价值标准而有不同的取舍，因而立祠难免良莠混杂之弊。岁月流逝，大浪淘沙，那些过多过滥的祠庙遭遇禁毁的命运在所难免。四贤祠之前为何祠、所祀何人不得而知，但是从民间先前有人为其立祠，而后来官方认定为“淫祠”，并用长绳将“淫像”倒拖而出，可见这是一个虽小有名气、尚难登大雅之堂的人。但可以肯定不是一个什么淫贼，否则很难想象，在高邮这样一个文化名城，在文游台这样一个历史名胜，会容忍得了为一个淫秽之徒立祠祭祀！张、汪曾祺“淫像”之说大约是从“淫祠”引申而出，或者仅仅只是一句调侃的戏言吧？当然，既然按照官方标准，此人尚达不到享受后人祭祀的档次，史志中自然不会留下什么痕迹，那么今天我们也就大可不必为没见着“淫像”而感到遗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