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哪一天，也不知在什么场合，更不知道是对哪些人，孔子说了一句话，“面对合乎仁义的事时，就是老师，也不必谦让”。（《论语·卫灵公第十五·35章》：“子曰：‘当仁，不让于师。’”）

遂有成语“当仁不让”。

尽管这是一句没有时间、地点、背景、人物的“孤句”，但并不影响意义的表达。我们可以假想，有一天，某一名学生与孔子讨论某一个问题时，明明有正确的观点想要表达，却吞吞吐吐，欲言又止，因此，孔子说，有正确的观点完全可以表达，不必因为面对老师就谦让。

这是孔子对学生的鼓励，也表现孔子与学生平等相处、相互尊重的大师风范。

如此之例，在《论语》中并不少见。《论语·雍也第六·28章》：“子见南子，子路不说，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

这一章是说，孔子在卫国期间，有一天，应卫国夫人南子之邀，去拜见南子，孔子的学生子路，对此很不高兴，也难怪，因为南子貌美而名声不佳，孔子怕子路等弟子有误解，因此，对学生发了毒誓，说，如果我做了不好的事，老天爷厌弃我吧（相当于天打五雷轰），而且连说了两遍。

孔子见南子，表面上只是一次会见，实际上涉及到仁义问题，更关系到孔子名誉问题，因此，为人直率而不乏鲁莽的子路，直接表现出“不说（悦，高兴）”。孔子并没有因为自己是老师，就批评子路，或者大光其火，而是用极通俗的办法，向学生表明自己的清白。

孔子见南子，是一个公案。后来，还有人据此敷衍出一段煞有介事的色情故事，让人莫名其妙。

我这里引用“子见南子”只是证明，孔子用自己的行动鼓励学生“当仁不让”，对子路如此，对所有的学生都是这样。

约两个世纪后，古希腊哲学史上，有过一个很有影响的“天地之争”。说的是，亚里士多德与其老师柏拉图学术观点之争。亚里士多德是柏拉图的得意门生，跟随柏拉图二十年之久。亚里士多德勤于思考，又敢于争辩，常常为某一个问题与柏氏争得不可开交。尤其是柏氏逝后，亚里士多德针对其错误的观点进行反驳，引起社会上一些人的不满，认为亚里士多德忘恩负义，对此，亚里士多德的回答是：“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坚定地表明自己追求真理的勇气和决心。其实，柏拉图也曾经说过，“尊重真理胜于尊重老师”。

做到“当仁，不让于师”、“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需要学生有真知灼见和胆识勇气，也需要老师有博大的胸襟和包容的雅量。

这个问题，不能仅局限于师生，延展开去，官与民，上级与下级，也是这样。为官者，没有察纳雅言的气量，认为“我是官，就比民高明”，那么，民只得“谦让”； 上级没有听取反面意见的气度，一味坚持“一个声音喊到底”、“我是上级，我就是正确的”，那么，下级只能“我更爱上级”。如果民与下级，明哲保身，唯唯诺诺，那么，“当仁不让”、“我更爱真理”，也是一句空话。

事实上，能做到“当仁不让”、“我更爱真理”，实在太难了。睿智如柏拉图者，虽也鼓励学生追求真理，但在关键时候，行动却走向了反面。柏拉图晚年在选择柏拉图学院掌门人的时候，并没有选择德才兼备的亚里士多德，而是选择了学识能力皆不如亚里士多德的另一个学生。亚里士多德只得离学院而去。

正因为不易，所以，必须有人去做，否则，老师与学生就可能一代不如一代，真理就变成了死的教条和枷锁。

孔子做到了，亚里士多德做到了。在人类数千年文明发展过程中，如孔子、亚里士多德者，不胜枚举，所以，才出现名师辈出、真理不断发展的局面，人类文明也赖此向前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