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官有所畏”，就是为官要有一个“怕”字，而且，领导干部就应该有“害怕”的时候。“官有所畏”古已有之。《旧唐史》记载，唐太宗爱鹞鹰，一日正在宫外把玩，却路遇谏议大夫魏征，惊慌之余，忙将鹞鹰藏于袖中，结果鸟因窒息而死。无独有偶，宋太祖嗜打雀，一日玩兴正浓，一史官路过，直面谏议，言词犀利。太祖不听，并用弹弓打掉史官的两颗牙齿，史官却不甘示弱，要把这件事情写进正史，太祖畏惧，向史官赔罪。无论唐太宗怕谏官，还是宋太祖畏史官，他们想到的是同一句话，“不自重者致辱，不自畏者招祸”。

唐宗宋祖终能垂名青史，也是基于他们的执政理念，“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弃而不用，诚可畏也。”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官有所畏”，是一种忧患意识，更是一种勤政意识。领导干部越是仕途顺利踌躇满志，越要管严自己，注重名节；越是权高位重条件优越，越要警钟长鸣，抵制诱惑。

“官有所畏”，首先是道德层面的“畏”。领导干部有所畏，才能兢兢业业恪尽职守；有所畏，才能焚膏继晷廉洁奉公；有所畏，才能上不欺天下不虐民。后汉东莱太守杨震“有所畏”，昌邑令王密深夜怀金十斤相赠，杨震拒纳。王密劝道，“夜暮无人知。”杨震回答，“天知，地知，我知，你知，何谓无知者？”杨震所言“四知”，畏的是自身做人的准则、为官的格操，是自己内心的良知。这样的畏，可保一生之清白。领导干部平日应“三省吾身”，是否对得起党和人民，是否给群众办了实事，是否真正履行了自身的职责，以此激发自律意识，从内心深处践行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官有所畏”，更应该体现在制度层面。领导干部的畏惧，不应该仅停留在个人道德的忧患意识上，还应该体现在对制度的畏惧虔诚上。鲁相公孙仪“有所畏”，嗜鱼而不受鱼，他担心受人之鱼，将破坏制度徇私枉法；枉于法，按照制度被免于相；免于相，连饭碗都丢了，还谈什么吃鱼？公孙仪的“有所畏”，既是道德的坚守，也是对制度的“畏惧”。如今的教育实践活动紧扣“四风”，以刚性的制度约束，严格的制度执行，严厉的制度惩罚，让干部畏惧党纪国法，保持“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心态，时时事事不忘约束自己，清廉自守，洁身自好。

“官有所畏”，其根本在于“畏民”。领导干部的权力来自于民众的委托，命脉自然也应该掌握在民众的手中，必须对群众常怀敬畏之心，载舟覆舟，所宜深甚。《史记》中记载“三不欺”，“子严治郑，民不能欺；子贱治单父，民不忍欺；西门豹治邺，民不敢欺。”讲述的就是民不可欺的道理。无产阶级权力观的深层本质指的就是领导干部的权力来自于人民，必须服务于人民。领导干部更应以最广大人民利益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牢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宗旨，真正做到自重、自省、自警、自励；慎独、慎初、慎微、慎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