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八年，我在市制动件总厂上班，父亲是该厂的中层干部，他把我领进车间嘱咐车间主任一定要让我熟悉各种机床，多学技术。我穿着脏兮兮的工作服站在机床前毫无怨言，倒是一些老工人对我父亲的称呼让我不太习惯，他们称他是“老布尔什维克。”我听了感觉他们像是讥笑父亲似的，好像在说：“看！全厂没有一个干部子女下车间，只有这个老布尔什维克让女儿下车间干活。”

一晃二十多年过去了，父亲也早已退休在家，由于年岁增长记忆衰退得很厉害，但是他对交党费的事却丝毫不模糊。因为单位离家太远，父亲将党费交到我手中千叮咛万嘱咐一定要将他的党费交给组织。我百思不得其解。近期偶尔浏览父亲当年的文章，我才懂得“老布尔什维克”为什么会对党眷眷不忘，他的思想为什么始终那么质朴纯真，因为他是一个在部队大熔炉里经过党组织严格考验、培养锻炼出来的钢铁战士，他曾经为这个崇高的信仰痴心地仰慕、争取、奋斗过，当经过自己的努力达到夙愿时，他便会更加珍惜、呵护它。

一九五九年六月，在三垛中学读初三的父亲荣幸地被选为空军飞行员，成为该校向空军部队输送的第一个飞行员。

父亲在汉沽198师592团7连进行了一年的陆军步兵训练，在河北保定第二航空预备学校学习了三年的飞行驾驶，后来因出现血压偏高的身体现象，在新疆哈密第八航校主要从事飞机发动机的维修和保养工作。父亲是南方人，在保定当兵时曾闹过一段笑话。北方冬季寒冷，父亲第一次值班，其中一项任务是负责夜间照看各班取暖的火炉。父亲在火炉上加煤后发现炉火不旺，用炉钎往炉内捣，结果炉子全部熄灭。第二天，父亲来到班长面前一个立正敬礼：“报告班长，全连炉子统统熄灭！”一句话把周围战士全逗乐了。

父亲入伍不久便入了团，为了再加一把劲，随即又向连党支部递上了一份入党申请书。连队有个射击训练，连打四个练习优秀就立三等功一次。父亲在射击训练中，不畏天寒地冻，风沙扑面，在地上一趴就是几个小时，为锻炼臂力，将几公斤重的砖头挂在枪尖，咬牙坚持着，反复演练瞄准、击发。父亲心想，如果立上三等功，既为家乡父老争了光，又给自己入党创造了重要条件。然而事情并非那么简单。

实弹射击开始，父亲连创三连冠，对第四个练习父亲胸有成竹，仿佛三等功的喜报就在眼前。第四次射击是在夜色黑透的靶场里进行，连长发出口令，父亲领了五发子弹，进入射击位置，迅速压上子弹，只见一束灯光闪亮，父亲立即举枪瞄准。唉呀！靶场上一株杂草正落在枪口护环内，使他难以将准星准确地置于缺口中间，这是平时训练中没有遇到的，心中不觉一慌，又怕灯光到时熄灭，贻误时机，容不得多作考虑，连扣扳机，对面传来报告：“五发四中，良好！”父亲与三等功擦肩而过，入党的希望也成了泡影。打这以后，父亲像泄了气的皮球，干什么事都打不起精神来，入党的事也渐渐忘了。

再次从心头燃起入党的积极性是在父亲一九六二年八月转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航空学校培训那段时间。军校是培养干部的基地，当干部不能不是党员，于是父亲又向党支部递上了一份入党申请书。在军校里父亲学习刻苦钻研，在毕业前夕却因为一个人外出军校违反“出校必须两人行”的规定受到了组织的批评。毕业前夕父亲看着一批新的学员光荣入党，心里很不是滋味。

一九六四年十月，父亲被分到第八航校第三训练机务一中队任机械师，如期转干，每当中队召开党员干部会时，总有一种失落感，父亲再次向党支部递上了入党申请书。他在工作中越发认真，因出勤率高，由父亲负责的飞机机组连年被团首长嘉奖； 他对本职工作更是一丝不苟，为了保证飞行安全，不放过任何一丝的安全隐患，宁可自己吃尽辛苦，即使在零下40多度的严冬早晨，他也会穿着一身单衣钻进非常狭窄的机头进气道里检查接头螺母是否拧紧，以防止渗漏。强烈的工作责任心驱使他在工作中更加细致入微。但这一切并没有让父亲入党的心愿实现。

文革中，父亲的三舅因为在旧社会被逼迫当过三个月保长的事被揭露，虽然在肃反时地方公安部门调查结案后并没有作刑事追究，但在那个特定的年代，这层关系严重阻碍了父亲入党的进程，父亲也因此受到了更严格的考验。

父亲在机场工作的十五个春秋里，从未因工作出过任何差错。一九七一年七月一日，是父亲终身难忘的大喜日子，这一天，父亲梦寐以求的愿望终于实现，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父亲没有辜负党对他的期望，把入党作为他继续前进的起点，工作更加积极认真，干劲也越来越大。

一九七八年四月份的一个飞行日的早晨，天刚蒙蒙亮，父亲对一架刚从定检中队出厂的歼击机做飞行前的检查。他打开发动机舱盖，借助手电筒的灯光对发动机进行了飞行前的最后一次把关检查。根据自已长期工作的经验，父亲察看发动机操纵机构时，很认真地先用螺丝刀拨动油门拉杆，看拉杆与油门是否连接可靠。谁知真的出现了异状，螺丝刀只轻轻地一拨，油门拉杆竟然脱落下来。原来拉杆上的固定保险螺母以及附加的保险套都没有到位，起不到一点保险作用。如果事故隐患带到天上，随时可能因发动机操纵失灵造成飞行事故。父亲很认真地重新把油门拉杆装好，及时地避免了一场飞行事故。在全团总结表彰大会上，父亲因为这件事荣立三等功，当他从首长手中接过证书时，父亲觉得那一刻是他一生中最辉煌的时刻。

一九七九年十月份父亲从部队转业到高邮，在制动件总厂又兢兢业业地工作了二十多个春秋，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时时展现着他共产党员的风姿。

“老布尔什维克”——这个称号，他值得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