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70年代，我们临城农村田少人多，庄稼秸秆首先保证集体牲畜口粮，很少分给农户人家生火做饭。因此，许多人家只得刈荒草、捡树枝、拾牛粪、扒草根。而那时，离我们很近的高邮城里，居民们生火做饭却有煤炭供应。有人发现，城里地上有“烧草”。十岁那年的暑假，我跟姐姐及庄上的小伙伴们加入了去城里扫炭的“童子军”。

那是一个炎热的夏天，天麻麻亮，在母亲的吆喝声中我懒洋洋地起床了，抹把脸，喝了碗粥便上路了。肩上背个布袋子，里面装个扫帚、小簸箕，赤脚走在大路上。那是一条上城的必经之路（现海潮路），是通往城里最大的石子路，四五里的路程，走在上面小脚被石子硌得生疼。到了东门（现中医院门前），是水泥路了，虽平坦了许多，但经过夏日的太阳，中午还是很烫脚，走得难耐时，恨不得将小脚扛上肩膀，没法，拎起来小跑。

城里的地上并不是到处都是“黄金”，地面可能有炭的地方也屈指可数。城西头，运河边老车站上炭的码头，堤下煤球厂；城北，运炭去运东乡镇的新河码头；往几家烧炭大户工厂运炭的沿线；还有几个上下坡……这些地方，是我们都得盯紧的地带。

扫炭者一般可以流动，随炭而动；有时也是固定的，几个人一组，谁的地盘谁做主；偶尔也有打破地盘的时候，炭源多则蜂拥而至，乃至抢夺争斗，那时的炭就是扫炭人的命……

所谓扫炭，就是扫那些运输中散落地面的、中午车队歇仗时机动车板车内残余的、码头上船舱里需扫滩的炭屑。一般，一天下来能有个半袋左右的收获，回家好交差。运气好时，几个轮回就有个满袋子，那就早收工了。也有，到晚了，袋子才垫个底，只好扫些地上的灰土凑数。为了这炭，望穿双眼，恨不得炭车一个颠簸，让炭屑从车上滑点下来，最好能有几大块。

太阳下等待，汗直淌，头发晕，肚子咕咕叫，喉咙干得冒烟，看到城里的孩子喝着果汁露啃着西瓜，嗓子也跟着一动一动的。一阵风过来，吹起地上的炭灰，与汗水沾在一起，整个成了个小黑人。

不管今天“战果”如何，中饭还是要吃的。一般，带个三两米贴上几分钱加工费，到附近的饭店可以换一碗糙米饭，再到北门大街南首的酱油店，花分把钱买筷把什锦菜下饭，肚子也能填饱。渴了，到附近的小河石坡上，捧两嘴水解解渴。有时，身上没米换饭。无奈，去蹭。小饿的时候，路过老照像馆对面的水果店前，也能顺手抓一把苹果皮，当饱、解渴还好吃。饿疯时，到水沟里把小黑脸先抹一下，再晃到高邮饭店、车站饭店、五柳园饭店等馆子里，往正在吃饭人的餐桌旁一站——等。遇到好说话的，瞟你一眼，能从炒肉丝、炒粉丝、烧肥肠、汪豆腐、大杂烩的盘里碗里，夹块把、舀勺把递放我们的碗里。之所以强调“我们”，因为这个事不只我一个，丢人的也不是我一个。遇到赶车急事的来不及吃或吃不完的，撂下一句“归你了噢”，那个带劲呀，那个边吞咽边感激呀——“恩人呐！”也有不但等不到还挨一顿骂的时候，“乡下佬、饿死鬼！”在城里有些人的眼里，我们属于扫炭带讨饭的人群。每每听到此类言语，幼小的自尊也曾受过刺伤，同时也萌发过强烈不满：不就是城里人吗，有什么了不起的！当时也只能这么一想，其实不知是胆小还是理亏，面对城里人是垂着头看着小脚趾头，真的不敢出声的……

收获有时也会从天而降。拖大板车运炭的人们，头上罩着蓝布帽子，埋着头、弓着腰，脸上淌着豆大的汗珠，上坡时那是要拼死劲的。这时，我们出现了，“学习雷锋好榜样”，不用招呼，毅然帮忙在车箱后面屁股赖下来推。推到坡上，拖炭人往往会说：“伢子，快点弄一下子。”听到这话，我们的反应是非常快，小簸箕往车上一插即满，纯黑纯质的炭落入袋中，并迅速撤离，生怕被拖炭人的头头们发现。

暮色渐临，鼓鼓一布袋炭屑足有二三十斤重，一路扛，一路歇，又得一身汗。父亲又可以将我们扫回来的炭屑掺上黄泥，弄成炭饼，晒干了，母亲可以用它来生火做饭了。想到这，心里美滋滋的，忘记了天上已是星星点点，忘记了依然硌脚的石子路，劳累了一天也不怎么困，心里盼着美美的一件事……

快到庄上了，父亲早早地站在庄头等候我和姐的归来，大手疾快地将袋子从我们的肩上拎去。没了肩上的重负，我直奔家中。跟往常一样，母亲已在灶台用边锅炒饭，香油炒饭黄黄的、一粒一粒的。不等热热烫烫的油炒饭冷却，我和姐立刻狂吞起来，嚼着带硬的香油炒饭，觉得特别地柔软，特别地香。“别噎着，慢些，喝口粥汤。”母亲在旁边深情地望着我们。香喷喷的味儿，飘满小屋。

只几年的扫炭生活，竟让幼小的我们早早地融入了小县城。早晨会看到城里人买油条、赶菜场、排长队的情景，听到“小二（à）仔，家（gā）来吃饭呦”的叫唤声和“磨剪子来，铲菜刀”的吆喝声，闻到阳春面、中全包子、擦酥烧饼的葱香味……

扫炭的生活早已离去，幸福生活的我们对童年的往事依然记忆犹新。

多少年了，母亲的香油炒饭还在脑海里飘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