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多岁时，我是军人。谈了五年恋爱。结婚以后，又多了一对父母。

岳父是一位资深的共产党员。三十多岁任当时叫做公社的革委会主任，后来调到县城做文教局长、文化局长，算起来到退二线时，“权把子”捏在手里有三十来年。我是他的长婿，又有过十几年“军官”的经历，岳父对我的要求看起来更严一些。家中常见的场景是：翁婿俩对面坐着，岳父拉开话匣子，给我一些做人和做事的忠告。

所言很“布尔什维克”，一开始我不太习惯，像在听社会学家或政治老师上课。但出于对长辈的尊敬，我听得还算认真。

1993年，我转业进市里的工商局工作，那时候，我的儿子也已经上小学了。因为无处可居，暂和岳父同处一个屋檐下。那时的岳父还在文化局长的任上。岳母不识字，但每天对家务的操持既让我们倍感幸福，也让我们体会到岳母的辛劳。岳母很少说话，说了，无非也就是嘘寒问暖。倒是岳父，“婆婆嘴”似的常和我叨叨。有时候也“借”着和我讲话，其实是说给在场的弟弟妹妹们听。这样的场景很有意思，滑稽但温馨。

后来我才知道，几个女儿时常“反感”他，说他“有权不会用”。所以每次和我叨叨，总会有人低声表示不屑：“又来了”。很久以后，我太太告诉过我他们姐弟四人“恨”老爸的原因：四个子女的房子和工作安排，始终遵循自然法则，岳父从来就没有动用过权力。姐弟几人都成家以后，对老爸的批评开始“升级”。有几次开家庭会，都几乎成了“批判”他的会议。岳父是个有修养的人，虽然文化底子不厚，但一生喜欢文学，擅长赋诗，出过十四本集子，获得过无数次的奖项，拥有多种除“局长、书记”以外的社会身份。所以，当孩子们“批判”他时，岳父并不恼，但面色是凝重的，讲话的语气是低沉的：你们都很努力，现在生活得也不错，就不要翻什么陈年旧账了，我也不会为过去的做法后悔。我对得起自己，对得起党。

凭心而论，我非常理解岳父的话意。他所说的，符合他一贯的行为。从我和太太谈恋爱算起，认识岳父也有三十年了。下乡吃饭付钱、给粮票，用家里的鸡鸭招待办公事的客人，别人送他的洗衣机、录音机原封不动地退回等等，许多事我是亲眼看见亲耳听见的。只是，每次谈及“有权不用”的话题，我都察觉到岳父有一种孤立感。有时候我不得不说一些表示理解的话，为的不单是向家里其他人解释或说明，更想和逐渐年迈的岳父建立“统一战线”，给他一个安慰。也许正因为如此，岳父才有兴趣在每一次见到我的时候都忘不了提些忠告。

每一次我都会耐心倾听，不仅是给岳父一个态度，更重要的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也渐渐感受到，岳父的忠告既有他自己对生活和生命的总结，更有一种叫做“传承”的意味。

十三年的军旅生涯给了我许多对生活和生命都很重要的东西，如何做人，怎样做事。岳父的每次忠告也许正契合了我内心的一些法则，所以，我不仅听了，事实上也在“参考”。

当上了“一把手”以后，权力当然更大，诱惑也随之增加。我没有放纵自己，如履薄冰地用权，大张旗鼓地做事。我用心对待每一天、每件事、每个人。隐约之中，时常也觉得岳父的忠告就在耳边响着。

最近一次和岳父闲聊，他又关切地问我工作情况。我从国家的现实形势，地方党委、政府的要求，本单位业务工作、队伍建设等方面和岳父海侃了一通。本想让年近八旬的岳父放下心来，不别再为我的工作担心。未曾想，就在我谈兴正浓的时候，岳父竟爽声笑了起来，用很久没有过的大声欣慰地说道：看来我以前对你的许多忠告你都听进去了！

母亲的叮咛如影相随，一直盯了我五十多年。现在的我，对母亲的叮咛一如当年儿时的聆听，亲切而又温暖。健康、快乐和努力，成了对母亲最真实的回报。

岳父的忠告则成了我为“官”之路的导向牌：用权不滥，遇事不推，干活不虚，待人不假，见利不贪，让我在为“官”的道路上倒也心安理得地收获了不少成功和快乐。

回头一想，其实长辈们对我的叮咛和忠告许多都被我原汁原味对儿子讲过。每次儿子的颌首点赞总会给我莫大的安慰。让我不安的是，我的长辈们是否也曾从我的身上得到些许的慰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