盂城是高邮城的别称，著名的盂城驿便是由此而得名。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二十三，南直五·扬州府·高邮州条，“宋时州人秦观诗曰：吾乡如覆盂，地处扬楚脊。环以万顷湖，天粘四无壁。故高邮亦曰盂城。”

北宋神宗熙宁八年（1075年），孙觉之弟孙勉赴任北海尉，秦观作《送孙诚之尉北海》诗以为壮行。顾氏所引，即为该诗文的前四句。

依照顾祖禹的记载，高邮城盂城之谓，当是归源于秦观的诗文。

这样的看法，是大可值得推敲的。

一、盂城释义

高邮城曰盂城，盂城何意？

《说文解字》云：“盂，饮器也。”《古汉语常用字字典》：“盂，盛水和酒的器具。”《现代汉语词典》：“盂，（盂儿）盛液体的敞口器具：水盂/痰盂/漱口盂儿”。

显然，最一致也是最基本的解释，“盂”为盛装液体的敞口器皿。寓以地势，“盂”当为周高中低的盆地，与之有密切关联的“覆盂”，则是中高周低之隆丘。

顾炎武《日知录》卷五，“地名盂者有五。僖公二十一年，‘宋公、楚子、陈侯、蔡侯、郑伯、许男、曹伯会于盂’，宋之盂也。定公八年，‘单子伐简城，刘子伐盂，以定王室’，周之盂也。十四年，卫‘太子蒯聩献盂于齐’，卫之盂也。而晋则有二盂：召公二十八年，‘盂丙为盂大夫’，今太原盂县；哀公四年，齐‘国夏代晋，取邢、任、栾、、逆、阴人、盂、壶口’，此盂当在邢、之间。”

亭林先生所列先秦时代的五处古盂地名，今日可考者唯有太原的盂县。盂县是三晋历史上最早的古县之一，治所在今阳曲县大盂盆地中的大盂镇。这里四周环山，略无阙处，中部平坦如砥，其地形如“盂”状，故以得名。

不仅如此，同样地论及高邮城，前人对于盂城一词亦有自己的解读。明代万历元年（1573年），总河侍郎万恭上言治理运河策，称，“高、宝诸湖周遭数百里，西受天长七十馀河，徒恃百里长堤，若障之使无疏泄，是溃堤也。以故祖宗之法，遍置数十小闸於长堤之间，又为令曰，但许深湖，不许高堤。……比年畏修闸之劳，每坏一闸即堙一闸，岁月既久，诸闸尽堙，而长堤为死障矣。畏浚浅之苦，每湖浅一尺则加堤一尺，岁月既久，湖水捧起，而高、宝为盂城矣。”显而易见，此处所言的“盂城”，实意是指受水之低城。

高邮之盂城，断非此义。

二、高邮城为覆盂城

就高邮的地名而言，高为地势，邮则是功能或职能。《太平寰宇记》卷一百三十载，“高邮……本汉旧县，是秦之高邮亭。”

秦邮亭碑文亦云：“秦王嬴政二十四年(公元前223年)于兹地筑高台，建邮亭，故名高邮，亦称秦邮。”从秦之高邮亭，到汉之高邮县，高邮实在是因为地势高而得名。

《舆地纪胜》卷四十三载，开宝四年（971年），宋太祖下诏， “惟彼高邮，古称大邑，舟车交会，水陆要冲。宜建军名，以雄地望”，其“郡城即郡守高凝所筑。”引宋代《高邮志》云， “盂城，地形四隅皆低，城基特高，状如覆盂。”很明显，此处的盂城是因为高邮城 “状如覆盂”而得来，实际是为覆盂城，也就是高城。

高邮城为覆盂城，喻其形制而外，尚寓有平安之意。春秋末年，邗沟掘通以后，高邮成为引江控淮的战略要地。或遇王朝鼎革，或遭胡马侵凌，兵连祸结，战事不绝。宋初的建军筑城，结束了高邮地区千余年间有邑无城的历史，提升了保境安民的能力。《方舆胜览》卷四十六，引高邮《旧经》云，“高邮据诸郡脊，扼亢附背，形便而势利，莫之能御”。可见，建军筑城之后的高邮城，军事防卫的效能大为加强。高城险固，生民有覆盂之安，故称覆盂城。

秦观《送孙诚之尉北海》，既是送别好友的壮行诗，也是豪气干云的咏乡诗。全诗篇幅很长，字里行间洋溢着浓厚的兵家色彩。“吾乡如覆盂”，既取其覆盂之形，亦取其覆盂之意。

秦观诗作之后，历代称高邮城为覆盂城者，一直相沿不辍。

北宋神宗元丰年间（1078－1085），蒋之奇《题东园诗》云：“三十六湖水所潴，其间尤大为五湖。中间可以置邮戍，隐然高阜如覆盂。”

南宋诗人杨万里《过高邮》诗云，“解缆维扬欲夕阳，过舟覆盂（盎）已晨光。夹河渔屋都编荻，背日船篷尚满霜。城外城中四通水，堤南堤北万垂杨。一州斗大君休笑，国士秦郎此故乡。”

元人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三百十八·舆地考四，古扬州条，“高邮军本唐扬州高邮县。宋开宝四年，建为军。属淮东路。地形四隅皆低，为沮洳蒲苇之泽，城基特高，状如覆盂。”

明代万历年间，通州民间学者彭大翼，撰著大型类书《山堂肆考》，其卷二十九称，“覆盂 ：高邮州城曰盂城，其地四隅皆低为沮洳蒲苇之泽，城基独高，状如覆盂，故名。秦少游诗，吾乡如覆盂，地据扬楚脊。环以万顷湖，天粘四无壁。”

最有意思的是乾隆皇帝。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 第三次南巡，作《过高邮州》：“黄龙晓发近盂城，上岸乘骢按辔行。茂珩沈却虚饰，黔围黎绕验真情。早知江国民居庶，且当槐街米价平。历阅党军堤复旧，回思去岁尚惊心。”

乾隆三十年(1765年) 第四次南巡，作《过高邮州》：“覆盂城北舟行，玉勒城中历鉴周。建置讵惟图目睹，资生要欲悉心求。下河独断幸无涝，连岁群称歌有秋。马首拜恩亦奚藉，哺孩宁复望其酬。”

两首诗中，乾隆分别称高邮城为盂城和覆盂城。如果将盂城和覆盂城视作是不相兼容或非此即彼的一对矛盾，按照先论从后论的一般认知规律，覆盂城的论证效力实际上是要强于盂城的。

高邮城确实是覆盂城！

三、从覆盂城到盂城

《方舆胜览》郡名目，“盂城，郡志谓：地形四隅皆低，城基特高，状如覆盂。”《舆地纪胜》景物目的记载，与此类似，唯称引文为高邮志。

此间的“盂城”， 或作为正式名称的郡名，或归入非正式名称的景物，其源流都是因为高邮城“状如覆盂”。平白一点说，依照两部总志的表述，覆盂城就是盂城，盂城就是覆盂城。那么，我们该作如何的解读呢？

盂城当是覆盂城的省称或代称。如前所述，盂城与覆盂城，本是两个相对或相反的概念。由“状如覆盂”而引出的盂城之谓，不能单单从词义上去理解与诠释。覆盂是中国古代常用的一个固定词汇，偏正式结构，其中心字为盂。盂与覆盂，尽管词义相异，但两者之间却有着内在的紧密关联。就其物态的主体而言，仰盂也好，覆盂也罢，只是其空间置放形式的差异，其盂的固有本质却是不变的。从这一点上讲，盂是盂，覆盂也是盂，覆盂城当然就是盂城。

北宋元年间（1086－1093年），杨蟠知州高邮，作《时燕堂》诗：“吏隐盂城九十旬，丰年日日是佳辰。赋成席上犹飞雪，歌动梁间已落尘。此地谁为爱酒伴，他时傥忆种花人。五坛芍药齐教放，何处扬州更觅春。”《时燕堂》诗成于秦、蒋熙丰诗作仅仅十来年之后，而二人其时亦是当世之人。因此，《时燕堂》诗中的盂城和秦、蒋诗作中的覆盂（城），其词旨所引是完全一致的，都是高邮城。换成直观的图解形式，即，高邮城＝覆盂城，高邮城＝盂城，盂城＝覆盂城。

荀子《正名篇》云：“名无固实，约之以命实，约定俗成谓之实名。”高邮城之由覆盂城而至盂城，亦同此理。

其实，中国不少的城市都有别称，如羊城、申城、泉城、彭城，等等，或取传说，或取神话，或取山川形胜。这些别称，以平声单字为主，都备有响亮、雅致、简约、专指的特点。一些城市的双音节别称，在需要时也往往省并成单字。其知著者，莫过于川中名城成都，一名曰锦官城，一名曰芙蓉城，省称即为锦城、蓉城。这样的案例，尚不在其少，笔者不作赘述。推而论之，覆盂城省并为盂城，亦具异曲同工之效。

地名的省称和代称，符合地名学经济、省约的原则。《日知录》卷二十“地名割用”条，归纳了地名割用的总旨，有其宜者，有其不宜者。根据宋代的两部地理总志所列，凡举高邮的郡名，计有高邮、秦邮、广业、神农郡、淮海、承州、邗州、盂城、高沙等，其宜割用而终能用者，唯盂城一名。在里下河地区，今人尚有单字地名连称者，如高宝兴、高宝、江高宝、江高等等。在这里，“高”字的指代是清楚的。但是，如果离开了具体的地域范围，离开了特定的语言环境，甚或拆字单行，其地名的指向性特征也就不存在了。盂城则不然，其指称是极其明确的。高邮城只此一家，盂城则别无分号，秦淮海其后者，海内一名而已。

“名有固善，径易而不拂，谓之善名。”盂城亦是雅称。徐谦芳在《扬州风土记略》中指出：“各地风景，文人每多附会，锡以雅名。”盂为水器、酒器，当属最古老的彝器之列。子曰，“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

有宋一代“兴文教，抑武事”，以文化成天下，儒学大盛。在右文抑武社会大氛围的浸润与强力推动下，高邮化风大开，文运昌盛。焉，“高邮若齐鲁。”《舆地纪胜》高邮军·风俗形胜目，“乔竦字立之，以乡先生教授州里，从之学者多以文行知名一时，而淮南数阡里间，高邮若齐鲁，自乔公发之。莘老其徒也”；“乔执中除西掖告词云：初以经术教授淮，数十年间出而唱道，名儒巨公，接武于朝。州闾化之一变如此” ；“自孙觉秦少游诸公以文章政事名，俗皆喜儒，至今好谈儒学”。

“器以藏礼”，因引盂城之名，取其古朴雅致，寓意淳厚。彰显了孙、秦故里的敦学与教化，提升了高邮作为淮南古邑的品位与格调。

四、余论

回到篇首的问题，高邮的盂城之谓与秦观的诗作有无关联呢？答案是否定的。

《舆地纪胜》和《方舆胜览》关于“盂城”的引文，只言郡志和高邮志，即宋代的高邮方志，不提秦观的诗作。南宋孝宗乾道九年（1173年），秦观《淮海集》即有刻本，王、祝二位著家不可为不知。《舆地纪胜》诗目，《方舆胜览》题咏目，皆录入了秦观该诗的前四句，但都未将其与盂城别称联系起来，实则表明了两位著家的态度。

换言之，依据现存可考的文献资料，宋代《高邮志》本身才是盂城和覆盂城的首倡者。这个高邮志的最初版本，至迟要追溯到熙宁八年以前的北宋中前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