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中毕业后，我读的是中专，但不是师范专业。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国家经济困难，中专解散，高考无缘，只得回乡劳动。后来，大概是高邮师范毕业生安排工作了，县委组织部曾征求我意见：可否到湖西菱塘做小学教师。我当即表示：我不懂教学。这一表态，使我失去了一次吃“皇粮”的机会，走了十五年“民转公”的坎坷路，后来十分懊悔。但当时，固然是少不更事，而最主要的是我对教师这一职业敬之畏之。

韩愈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在我心目中，凡教师都是圣人。我道不高、学不精，就那么几点墨水，岂能胜任教学工作，更深知：误人子弟是害人不浅的。

不敢做教师，只好当农民了。一次偶然的机会，镇文化站办学习雷锋的展览会，我看后十分激动，立即以诗歌的形式写了首观后感。站长看后很欣赏，甚或怀疑我是抄来的，又令我以农村为题材另写一首。我当时亦未多思索，挥笔而就。站长看后说，你来当农民业余教育辅导员吧。问具体做什么，他答主要为农民扫盲。听说是扫盲，我自忖：尚可胜任。

农民业余教育辅导员，后改为成人教育辅导员，民办性质，享受农中教师待遇，属中心小学领导，在文化站办公。主要是采写些黑板报稿件，编些文艺演唱材料，有时，中心小学校长到基层校检查工作，亦拉我同去，做点谈话笔录等杂事。事虽多，但还得心应手，那时年轻，有精力，也不感到累。这样，一干就是几年。

后来，农中有位语文老师生病了，无人上课，分管文教的领导同志与我协商，让我去代课。心想，小学我都不敢教，何谈中学？但见领导态度恳切，就应承了下来。农中分初一、初二两个班，教材除农业科普知识外，其余均参照普中，语文选的是毛主席诗词及老三篇等文章。我一见，心里有底了，索性就教毛主席诗词吧，因为我在扬州上学时，曾听过扬师院中文系一位教授关于毛主席诗词的系列讲座，并作了详细笔录，加上我有点古典文学的基础，上课应当有话说，不至于冷场。

记得第一次上课，初一、初二两班合并于一室，计六十多人，后面还坐着校长、主任和大队支书等五六人听课。我讲的课题是《沁园春·雪》。课上，我边介绍、边分析、边板书，或引经据典、或介绍各家之说，洋洋洒洒，不觉说了两个多小时，还未讲完。坐在后面的程校长站起来说：“好，今天的大课就讲到这里，明天继续！”当时，我还沾沾自喜，后来想想，我连最起码的课堂教学规律都不懂，就大言不惭地讲起课来了，实在幼稚！

到农中不久，公社办高中，校长还是农中的那位程校长，要我去教语文、任班主任。我听了如压重担，大汗淋漓，我自知几斤几两，怎能上得了这个台盘呢？再看看调来的其他几位老师，多数都是科班出身。物理老师盛公，教“三机一泵”绰绰有余，后调入邮中成为名师。教英语的老黄，流利的口语，潇洒的板书，令学生倾倒，后调回南京即游走于国门之外。还有教数学的小孙，刚从徐州师范学院毕业，年轻自负，很有活力。与他们相比，自愧相形见绌。当时，我亦隐约听到一些议论：“字不够用，从屁眼里抠都来不及”；“写的文章狗屁不通还要打三个叉子”。讽言如锥，心痛难抚。这些言语，曾使我灰心、使我动摇、使我退缩。然而，能让我情绪上稳定下来，坚持不走的，应当是学校革委会主任、大队的徐支书。他宽厚仁义、待人真诚，是诗人，还是出色的报刊通讯员。他在精神上给我鼓励，业务上给予支持，生活上给予照顾。我很敬重他，一直以亦师亦兄亦友视之。他仕途畅达，文运亨通，当了书记、局长，还出了十多本书。

我自知学识浅陋，不敢大意，遇到难题，即查字典或请教其他老师。最是哲学这门玄乎的学问，我未学过，于是常在放学后，跑到镇上请教一位资深的老教师。为求一得，真可谓是程门立雪，恭敬至极。镇距我所任教的学校十里远，一次雨后带晚回校，校附近有条大河，河上有座木桥，桥板被牛踩断，我连摸带爬地才过了河。当时心想，我若是落水“光荣”了，人们还不知我是为了什么呢！

在教学过程中，真是兢兢业业，如履薄冰，不敢懈怠。自知无多能耐，则要求学生多读多写。“书读百遍，其义自见”，“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那个时代，哪里有万卷书，只求把课本读透就行了。对待学生的作文，亦不敢马虎，多数都是边改边讨论，有时带晚批改作业，连罩子灯都没有，就着个“油老鼠”睁大眼睛看，熏得满脸烟灰。

课堂上我鼓励学生：读书、奋斗、成材！临毕业时，我对他们说：“今天我站在讲台上，几年后，或许你们在台上，我坐在台下了！”岂料，未等几年，只仅仅几个月的工夫，我的学生就当上了我家那个大队的支部书记了，我这个民办教师，只好老老实实地坐在台下，听候支书的训示了。同时当上支书、公社团委书记的还有十多人。后来，他们有的还升任为镇长、书记、局长等职，有的还分管教育工作，直接成了我的顶头上司。

所憾的是，这届学生毕业了，我也随之“毕业”了，去另一所学校手忙脚乱地当了一阵子校长，后来还当了七八年的教育助理。我想，如果我继续做教师，也许是个好教师，而当干部，虽认真，却实在缺少点“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