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小说家中，大概只有四个人凭着自己特有的性格和对道德问题的热情，创造出一个与众不同的世界。他们是张爱玲、张天翼、钱钟书、沈从文。”很遗憾，夏志清的这个论断有些武断了。沈从文之后有他——汪曾祺。

十数年前，有两个少女彼此很要好，看同样的报纸和刊物，有相似的审美口味和兴趣，她们课余笑闹的时候经常互相蹂躏，揪着对方的衣角或者弄乱彼此的短发，叫着：虐猫！虐猫！那是表达她们少女时期最稳固友情的密语。其中一个少女现在已是一个五岁女孩的母亲，另一个是我。“虐猫”，则来自于当年的《语文月刊》高中版的佳文赏析类的栏目，汪曾祺的短篇小说《虐猫》。

再往前十数年，一个小学五年级的小孩，偶然读到了沈从文的小说《边城》，茶峒的溪水、翠翠的故事直接流进血液里。那样不可思议的具有长远指向的感情，还不能被一个小学生给予精准分析。那个小学生是我。使一个人折服的最初阅读，直接导致了对于这一类文字的执拗，那就是 “所有能发生的关系都要发生”——要读遍他们所有的文字，要吻遍他们所有的思想。

等到我真的遍读了他们所有的文字之后，再次看到沈从文晚年照片上给别人孜孜讲解丝绸的样子，他比所有人瘦小，花白头发，笑容拘谨恭谦，泪水突然不可自抑。那种带着深沉痛苦的美好、天真情怀，那种对于各种优美事物和盘托出的赤诚热爱，直到他老去也一丝一毫没有损耗过。再看汪曾祺的老年照片，老头儿的眼神锐利凛然，甚至可以说那是一种一眼戳穿脊梁骨的逼视，里面透出一股难以说尽的沧桑和世故，即使有的是会心一笑的样子，那眼神也还是“冷光乍出”。

沈从文和汪曾祺，在两个不可预设的时间点，两个文学史上的人物进入我的生命里，而他们竟然是师生关系。一切的解释来自于两个字：机缘。

翠翠越走越远了，“虐猫”却经常上演。

《虐猫》篇幅极其短小，写作年代很晚，远不如《受戒》《大淖记事》那么为人熟知，却被汪曾祺本人选入《自选集》里。虽然作者自谦自选像“老太太择菜”，但它有独特的价值。他以三个小学三年级的儿童为主角创作，以蒙太奇式的快速转换，简洁地描绘了一朵文化浩劫的恶之花。走资派和造反派的孩子没有人管了，他们“玩猫”——虐猫，“玩死了拉倒”。剪猫胡子，尾巴上点鞭炮，四个猫爪子上粘药瓶盖，最后是直接把猫扔到六楼下摔死，然后大笑。他们是天真未凿的处子。但，无意的罪恶也是罪恶。当不自觉的罪恶发展到自觉的罪恶，人已经不可救药地扭曲了。这种大规模的人性破坏，看起来是偶然的，却有致命的必然性，渐渐使人发冷，带有中世纪的阴毒之气。

汪曾祺来自可以吃到流红油的咸鸭蛋的鱼米之乡。看他的文字，还有一种吃他们当地水芹的口感。但是鸭蛋和水芹之外，我印象中却永远只有“虐猫”！倒不是因为对悲剧的偏爱——“当罪恶被视为可完全依赖人类的努力与决心来克服的时候，我们就无法体验到悲剧的境界了”。

但他却可以写得这么轻松随意，像在讲邻居家孩子们的恶作剧。到底需要什么高度的克制与内敛，才能做到这么随意呢？太多人写起来用力过猛，痕迹笨拙。收起这样的大力，像小猫的爪子在纸上轻轻跳过，这样小幅的腾跃又需要有多大的世故和智慧！“感情过于洋溢，就像老年人写情书一样，自己有点不好意思”，这是汪曾祺对于散文创作的主张，也同样适用于他的小说。他的小说和散文，都是恰到好处的，珠圆玉润，炉火纯青，适宜、稳妥，不芜杂，不掺水，已经不必再去“抻一抻”，好比他自己比喻的“苹果”，既不能把它压小一点，也不能把它泡得更大一点。

汪曾祺自己说自己的一部分作品的感情是忧伤，一部分有一种内在的欢乐，一部分是一种有苦味的嘲谑，但总起来说“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那么《虐猫》里，一定杂糅种种，更多的是苦味。三个孩子把猫摔死取乐是高潮，其中一个孩子的造反派父亲不堪折磨，像猫一样从六楼跳下，此为反高潮。作者一双逼视的大眼睛，会不会浸出泪水？孩子们最后放了另外的猫，给我们些许的安慰。

我的少女时代好友，重逢时还会不会和我笑闹“虐猫！虐猫！”？对她的孩子，她肯定不会再有这样的身教。我也嫁作高邮妇，成为汪曾祺旧居的紧邻，再次感叹机缘和合的奇妙。当然，世间还真有经常发生的虐猫事件，不是天真儿童，而是成人。受刑的耶稣说，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汪氏的那枚乐观主义的苹果，不是时时有，也不是人人有。

我们郑重怀念一个人，是因为他的不可多得和不可复制。这种怀念里，投入了我们对于当下种种的审慎对比之后的缺憾。我们的需要是因为缺乏。我们呼唤翠翠来洁净灵魂，也需要《虐猫》的深刻洞察和悲悯来揭示疤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