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天一早上班，一个上海电话打过来。

还没等我问话，对方先发问：你是不是某某人的儿子。

我说，是啊，您是……

电话那头是一位老者的声音。

他接着说，我是你父亲的同学。几年前，你回家返城时，你父亲送你，在你们村子里后面，我们相遇了，你还给了我一张名片，对吧？

印象中，是有这回事，但几年前的事，哪记得这么清楚呢。我只得含糊地回答，噢噢，您好您好。

老者又说，我今年九十五岁，我记得你父亲应该是九十岁，是不是啊。

我立即回答，是的是的。

我告诉你啊，我想寄点东西给你父亲纪念纪念，但不知道寄到哪里，所以啊，只得翻出你的名片，打电话给你。

老者口齿利索，思路清晰，声音也是格迸迸的，一点不像耄耋老人。这一点与我父亲倒很相像。父亲整天在小菜园里忙碌，在家里从事家务，偶尔也看看我的文集，不戴眼镜，远远举起来看，打麻将也是老精。

我说，感谢您还记得我父亲的年龄，礼物就不用寄了，我一定转告父亲。

一点小意思，不足挂齿，你把通讯地址发给我就行了。

我还想再说些感谢的话，老人已挂断了电话。

听祖父说，父亲上过私塾，而且时间很长，由于祖母太惯，没有好好上学。至于到底如何地“没有好好上学”，祖父是说过的，但为尊者讳，我不便重述。

父亲本人从没有与我谈过自己上学的事，更不用说有几个同学，同学的家庭住址、职业等等。也难怪，父亲虽然读书多年，但结婚生子后，干的都是农村里最苦最累的活计，唯一与文化搭点边的是干过生产队队长、实物保管员。拿读书与儿子交谈没有由头，也没有多大说服力，很可能有损自己的尊严。父亲闭口不谈读书求学之事。

父亲的这位老同学（起码是七十多年前的同学，可以说是太老太老了），能记住父亲，一定与父亲的性格有关。父亲是个老好人，从不与人争高拼低。父亲当时的家境很好，又得家人宠爱，可以说要风有风要雨有雨，偏又好玩，一定做过不少让同学开心的事，否则，漫长的岁月流逝，同学怎会记住呢？

至于与我通电话的那位上海伯伯，是哪里人，是何时到上海的，在上海干什么，父亲没有对我讲过，我脑子里一片空白。

我为父亲高兴，尽管父亲读书没读出“黄金屋”，没读出“颜如玉”，更没读出“千钟粟”，但读到了一位终生相念的同学，还不是一件了不得的事吗。你想想，七八十年前的同学，而且相隔遥远，职业与地位悬殊，能记住对方的年龄，太不容易了。

我不管上海伯伯会不会寄礼物给父亲，就是他的一通电话，我告诉父亲，也定会使老人家激动不己的。

清明回家，我问起了上海伯伯寄礼物一事，妈妈说，确实寄来了一件羊毛衫。妈妈还特地从房里取出，那是一件暗红色对襟衫，质地不错。

我问起妈妈，上海那位伯伯到底与父亲是什么关系，是不是同学。妈妈说，哪里是同学，是小时候一块玩的。

妈妈告诉我，那位伯伯是兴化人，很小的时候，由于家境贫寒，到我们村上的庙里当和尚，经常从庙里溜出来，与父亲玩。后来解放了，和尚去了上海，找到工作，娶妻生子。但与父亲从未中断过往来。

伯伯也许碍于面子，不乐意在晚辈面前讲他的身世。也罢，人与人之间，除了同学，还有多种关系，能几十年保存一份真情，比什么都重要。

伯伯既然认定是父亲的同学，那就是同学吧。